評鑑目的在創造進步

2005.08.31　 中國時報
評鑑目的在創造進步
郭峰淵

當飛機盤旋在桃園機場上空向下眺望時，不得不注意到雜亂無章的道路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的台灣，你若要從甲地到乙地，你必須要有人脈，講交情，走捷徑，否則將遺失在這雜亂無章的迷宮中。走路如此，做事亦然。台灣的社會有如作家柏楊所說的醬缸，一定要拉關係，要鑽營，要特權，要上有上策，下有下策，否則將徒勞無功。

當飛機至洛杉磯降落向下眺望時，則會發現棋盤式的道路結構，在這個結構下，當你要從A到B，你會遵循一張條理分明的地圖以達到目的。這種結構反映了西方在啟蒙之後的科學及法治的思維，人情、鑽營、特權並未能帶來額外的優勢，因此守法成了大家的習慣。
所以，一個制度放在台灣，或放在美國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最近的大學評鑑。在台灣，評鑑是一個製作成績單的比賽。在美國，評鑑則是為了創造一張進步的藍圖。

就以南部某國立大學為例，新任校長為了輸人不輸陣，想盡辦法運用關係以確定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甚至在評鑑委員與教師們的座談上，不該參與的校長主秘與學務長都出現了，並全力督導其他老師來應答。這種方式製作出來的成績單當然很漂亮，但也是很虛幻！

相對的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今年參與美國AACSB的評鑑。AACSB評鑑的核心精神是「持續性的進步」。所以每一個受評學院都可以有自定的願景與目標，但重點則是：為何以此為願景及目標？學院已經有何措施來達成此願景及目標？又有何機制修正此願景及目標，並持續改進？中山大學管院很幸運的通過評鑑，但更幸運的是它必須建立一個能夠創造持續進步的組織，每年也都必須繳交進度報告，否則將失掉AACSB的認證。

一樣評鑑兩樣情。在台灣，每個學校都為了成績單在拚命，在美國，學校則是在尋求進步的方針。教育部高教司長說評鑑制度將成為「退場機制」的依據。台灣的大學超過一六○所，每年該退場也許有五%到十%。高教司長的說法是否意謂著整個評鑑制度是為這些少數而設，那不是很荒唐嗎？教育部是否更應關心，其他將近一百五十所的學校「如何持續的進步」呢？即使是台大、清華、交大、成大等「名校」，也都應該有他們自己進步的藍圖，而不是因為有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可以分得大量補助而沾沾自喜。放眼世界，持續進步不正是世界一流大學共有的特色嗎？

筆者回國八年，發現很多先進國家的發明，至台灣都走樣了。而「成績單文化」幾乎都是背後的罪魁禍首之一。例如，很多資訊系統，因只被用來儲存漂亮的成績，而只能當參考用。全面品質管理系統如ISO，也都是在拚成績，掩蓋了事實真相，造成了以謊止謊的惡性循環。這些先進的發明，碰到台灣的迷宮及醬缸，都被徹底的擊垮。

評鑑當然有促使少數學校退場的功能，但真正的目的應是創造多數學校的進步。同樣的，考試也可以用來刷掉極少數不良的學生，但真正的意義，應是幫助多數學生持續性的進步。這種評鑑或考試的價值觀跟台灣傳統的成績單觀念大為不同。事實上，對教育部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應是改變其本身僵化的結構，逐漸的去除迷宮及醬缸文化，不再迷信成績單，並重建以人為本的教育制度。教育部想透過評鑑來塑造世界一流大學，但成績單文化不能達成此目標。不相信，就看看九年一貫好了，什麼都改，但是成績單文化不但未改反而惡化，造成今天台灣中小學教育無所不考的亂象。

所以這次大學評鑑小組最重要的報告，應不是各校的成績單，而是一個如何進行評鑑，創造持續改進大學的藍圖。而教育部也應知，一個持續性進步的教育部，實是台灣教育改革的首要之務。

（作者為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為台灣高等教育把脈

2005.08.24　 中國時報
為台灣高等教育把脈
劉全生．劉兆漢

不久前立法院通過了行政院所提的五年五百億元方案，用以打造「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此舉對台灣的研究型大學不啻久旱逢甘霖，此經費如能公平合理分配、有效運用，當可提升台灣高等教育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如何合理分配有效應用，見仁見智，近來在大學校園、教育界及媒體都多有討論，因之也引發了一些基本問題。
教育部在三年前依據不同的指標（論文發表、研究經費、研究成果、碩博士生人數……等），作為評定國內研究型大學的指標，核定台大、清華、交通、中央、陽明、成功、中山等七校為研究型大學。中央、交通、清華、陽明四校更於九十一年共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積極整合研發、行政與教育資源，致力於教學與研究水準之提升，兩年多來已頗具成效，與台大形成良性競爭，這七所大學應為台灣一流大學的基本選擇。在今天台灣社會面臨急遽變遷和嚴峻挑戰之際，大學應培養能關懷社會、明辨是非的領袖人才；同時，高科技產業在轉型困境之中，這些大學更需要與企業緊密結合，作共同研發，來創造發明新產品，為台灣製出品牌。所以台灣的頂尖大學發展，一方面要發展特色、培育精英，向國際一流大學急起直追，另一方面，要配合當地高科技企業發展需要。比照加州經驗，台灣應需五到十個頂尖大學。

台灣之大學數量，自十年前50餘所至目前超過160所，大學在學人數亦增加一倍達一百萬，今年大學聯招錄取率已高達89％，大學教育已達成普及之目標，然政府之高教經費每年仍在七百多億元，十年來並未隨之增加，致各校教育經費短絀，教育品質下降及學生水準低落，從而衍生嚴重社會與經濟問題。

在這全球化的時代，台灣高等教育面臨之國際競爭日益嚴峻。最近天下雜誌有一篇亞洲六強（中、日、台、韓、星、港）高等教育的比較報告。其中對每個大學生的投資，台灣敬陪末座，每一位學生每年為四三○○美元，低於中國大陸重要大學的五八○○美元及韓國的七五○○美元，不到日本（一一○○○美元）的二分之一，約是新加坡（一八○○○美元）的四分之一。美、日高教本已遙遙領先；香港、新加坡近年投入大量經費於高等教育，其教師待遇已數倍於台灣；韓國亦大幅增加經費，促進高教發展；中國積極致力於發展重點大學，其大學學生已達二千萬人，並大幅贈地擴建大學校區，許多大學擁有數百公頃之新校區，並在校區附近發展高科技園區，引進國外大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加速促成產學合作。

台灣之研究型大學在近年經費日益拮据情形下，仍能維持一定水準，主要為優秀教師之全力投入與優良學風所致。目前台灣的研究型大學師比生已多達二十，而世界一流大學多在十以內；老師與職工比在台灣約是二比一，在國外一流大學是一比二，所以台灣的老師負擔沉重而待遇偏低，卻能敬業實幹，令人敬佩，但也更需及時幫助，才能長久維持。

台灣研究型大學要進入世界一流，必須要能因應世界的主流、發展自己的特色。其方向為：

第一，加強國際化，使學生有國際經驗和世界觀。通過與國外大學的交流與合作，實質的交換學生和老師，並使學生認識到地球是全人類及生物的家園，從而有世界公民的意識與擔當。

第二，要培養國際一流大學的優良學風，誠樸純正、尊重學術與專業，使學生不但能卓越創新，而且能獨立思考、明辨是非，成為各界之領袖人才。

第三，做為廿一世紀資訊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一流大學，要能充分掌握資訊革命、網路數位化、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和機會，用來創新教學研究的工具和手段，使學生能主動網上學習。

第四，一流大學要有人文與科學並重的文化，和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台灣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復有美國及西方文化的引入，所以台灣應該是發展現代學術和高等教育的寶地。（劉全生為中央大學校長，劉兆漢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

台灣末代王朝？

005.08.24　 中國時報
台灣末代王朝？
朱偉誠

桃園缺水的問題在經濟部長與行政院長喜不自勝的笑容中結束，隨即展開慘烈的人事鬥爭，所以謝院長稱讚何部長為大長今的說法非常具有啟發性，因為人們可以據此將背後傾軋不歇的尚宮們一一對號入座。

然而現下不是只有政界惡質到一如宮廷戲，更令人覺得似曾相識的，則是本以為只會在清裝劇中出現的諸種問題，竟都陸陸續續地發生在我們周遭。前一陣子颱風已經造成中南部淹水多日不退，此番桃園再次重演去年缺水噩夢，稍微了解一下發生原因，竟都不是天災規模特別大有以致之，而是由於相關水利工程失修或是修了無法發揮功效。民進黨政府喜歡拿巨型蛋狀的八里淨水廠作為舊日國民黨政權腐敗的象徵，然而搞到層峰因為擔心民怨怒斥閣揆、高官因為烏紗帽不保而親自下場搞「治水」，則已經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災難，而是清朝上半葉的前現代戲碼。
以為我在誇大其辭嗎？抽空看看發現頻道關於其他國家水利防洪設施的新知報導，就會驚奇地發現，原來當他們已在創發種種新科技以更環保有效地應付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時，我們竟還在為最基本的排洪用水設施搞到焦頭爛額。當他們自有各級專業人員妥善地照管並力圖改進這些設施時，我們還在讓非專業的政治人物與民眾一同在困惑中思索問題的解決之道。

顯然我們這個政府的運作體系與治理效能已經出現了嚴重退化乃至崩壞的先兆，然而這卻不是單一孤立的現象。最近媒體努力發掘全台灣花大錢蓋好卻閒置不用的公共設施數量驚人，都是在顯然不恰當的地方蓋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是只蓋硬體卻從未認真考慮過後續的經營管理將如何進行。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樣的錯誤浪費，如何會在台灣這個號稱現代化的科技島上發生。答案當然是選舉政治綁樁，但利益分食先進國家也不是沒有，所建工程與設施卻還是可以運作並有效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台灣到底是因為政治掛帥專業被迫退位，還是各層級的專業化從來也就不夠，只是於今更烈？

正因為專業程度無法應付現實狀況，所以只能做做官樣文章，或以種種匪夷所思的方法造假以符合上級要求，這是歷史家黃仁宇銳利指出的中國傳統狀態，而中國大陸製作的一系列清朝歷史劇則給予它具體精采的呈現，卻沒想到在現今的台灣真實上演。其中最具象徵性的，當屬最近台北市員警涉嫌在台北縣購買贓車（即無異請人偷車）以充當破案績效的事件，但桃園缺水的案外案則是檢調發現水資源局可能與「水鬼」勾結，假清淤泥為名盜採沙石（即公家付錢問題沒解決、卻破壞環境私人再撈錢）。

凡此種種，皆可見出目前政府在治理上已近完全失能的狀態，也就是不但無力解決人民在生活上的諸種基本問題，反而自己也成為這些問題的一部份。然而這樣的政府，同時卻又抓權抓得比以前更緊，也就是在重要關節上緊緊卡住民間或地方的動能，讓有意做事者動彈不得。新近爆發的、新聞局延遲發放伸援南亞大海嘯善款達八個月就是個好例子，然而較早台中古根漢的國際化契機也無非夭折於此。可見不讀歷史或對人家進步狀態毫不在意的無知，將只能導致末代王朝的反諷重演。

扭曲市場又對企業不公平的最低稅負草案

經濟日報社論
扭曲市場又對企業不公平的最低稅負草案

行政院已完成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草案之審查，最低稅負制的方案即將送交立法院審議。我們對行政院膽敢提出加稅的政策感到敬佩，我們也支持最低稅負的概念，然而此方案卻仍有一些不妥之處，希望行政院在送出法案前能再做更仔細的思考。

草案中最重大的問題乃出自觀念的錯誤。租稅制度雖然要講公平，但公平這個概念在對企業和對個人課稅時的含意其實是不同的，在最低稅負制的討論中卻常被混淆。在個人所得稅中公平的含意是所得高的人應該繳較多的所得稅，甚至應該負擔較高的所得稅率，低所得者則可以免稅以免危及其生存。由於目前的稅制及稅務行政使某些高所得者只納很少的所得稅，甚至不必納稅，因此是不公平的。這也是大家支持對有錢人設定最低稅負的原因。而在這種公平訴求下，把某些一般人不算在納稅所得中的收入也計入稅基，原則上也是可接受的，因為必須如此，才能更精確認定誰是有錢人，以及他有多大的繳稅能力。

然而對企業課稅的公平性卻不是這樣。我們不能率爾認定總利潤比較高的企業就應該適用較高的稅率。大企業不一定利潤比較多，大企業及利潤多之企業的股東，也不一定是比較有錢的人。聯電有80多萬股東，當然不可能都是很有錢的人。同時，企業的大小常可相當任意藉分割或合併來改變，同一企業的利潤也會因景氣波動而有很大的變化。因此要對利潤超過一定金額的企業額外課稅，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是把利潤多的企業誤當成高所得的個人來看。

對企業課稅的公平性絕不是總利潤愈大就該負擔愈高稅率，而是不管企業大小，同一種行為應該負擔相同的稅率，以免造成企業間競爭基礎的不公平。試想若同樣賣包子，甲店的稅率20％而乙店只要5％，則甲店的產品除非品質好很多或成本低很多，否則即不易和乙店競爭。這對甲店當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會因而使原本可能較無競爭力的乙店反而生產更多，而使全國的生產效率下降。由此可見，對不同企業之相同行為課不一樣的稅，不僅不公平，而且會對國家造成傷害。而行政院對企業最低稅負的草案就是這樣的制度！

草案中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之盈餘納入最低稅負之稅基的做法就是這樣的例子之一。OBU的盈餘原來是不必課稅的，而在目前的草案中，若某銀行的盈餘小於200萬元，OBU仍然不必課稅。若銀行的盈餘超過200萬，則 OBU的盈餘要進入最低稅負制之稅基中；於是當銀行國內業務之盈餘小於OBU盈餘的三分之二時，即需再納一些最低稅負，也就是OBU的盈餘要納稅。但若國內業務之盈餘大於OBU盈餘的三分之二以上時，即不必再納最低稅負。簡單地說，若某銀行OBU的盈餘已知，則其國內業務很賺錢時，OBU的盈餘不必納稅，反而在國內業務不太賺錢時，OBU的盈餘要納稅；但當國內業務盈餘更小或虧損以致總盈餘小於200萬時，OBU的盈餘又不必納稅。天下竟有如此怪異的稅制。

另外，草案規定企業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最低稅負，而一般外資卻不必納稅。這不只是歧視本國的相關企業而使他們難和外資競爭，業者也已想出將股權賣給境外的控股公司來避稅之對策。對企業相同行為採取不同稅率的不公平及對效率的傷害，在這個例子中顯露無遺；但主管機關卻因急於收稅，或因把企業視同個人而忘了企業稅負的差別會影響競爭力和效率，而忽略了訂企業稅制時最需考慮的公平和效率原則。

我們可以理解財政界人士對各種租稅減免制度的不滿，有些租稅減免辦法也確應檢討，有些未課稅的收入或行為也可能應該課稅。但當某類收入應該課稅時，原則上即應對所有的企業課稅，而不只是對總盈餘高的企業課稅，更不是只對本國企業課稅，反而造成企業間的不公平，並扭曲資源的運用而降低效率。

既有的各種租稅減免辦法當初設立時都有其目的及理論依據，其中有些固然值得檢討，但目前最低稅負草案卻逃避了必要的檢討，而以另訂特別法的方式來對部分企業取消或降低這些租稅減免，甚至以民粹的手法把各種租稅減免都打成有錢而不納稅。這種粗糙的改革方式，將會在不知不覺中破壞了原先租稅減免提升效率及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等將來發現時已後悔莫及。因此行政部門務必要對企業最低稅負的制度再做更深入的思考，不要用民粹式的衝動來草率決策。

【2005/08/21 經濟日報】

先有特色，才談國際化

民生報社評
先有特色，才談國際化

文建會於日前宣布，推動地方小型國際展演活動，以「二○○五福爾摩沙藝術節」為名，包裝行銷台澎金馬各縣市的藝術活動。這是一種結合觀光發展和產業效益的構想，很符合時下文化建設重視創意產業的潮流。然而，它的文化效益是否符合文化界的期待呢？卻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地方的藝術季，本是自地方文化傳統中自然發展出來的活動。某地方的傳統宗教、民俗或產業活動，從今天看來有民間藝術的價值，應予保存、發揚者，藉著政府的力量，凝為一種節慶，以激勵地方人士的愛鄉精神，並向外推銷，成為有吸引力的觀光資源。因此，在藝術季形成的過程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是發揚地方傳統文化。產業化與觀光化也是我們所要的，但那是附加價值。不可諱言，經濟效益有時候是推動藝術季活動的動機，唯正確的推動方式，必然會以地方文化的發揚為主軸。這個主軸一旦渙散了，藝術季就變成純粹的政治或商業活動了。

回頭看看各縣市的藝術季，卻可發現，大多只是政治性與商業性活動。除了極少數與地方傳統技藝有關，如苗栗的三義木雕外，大多是東拼西湊，勉強做出來的。做得成功的，如花蓮石雕藝術季、宜蘭的童玩節，雖與地方文化並無關連，還可以產生一些促進藝術或休閒娛樂的功能；做得不成功的，只是地方政府首長乘機宣傳政績的活動而已，有時候連商業的利益也談不上。

先在地方文化的特色上站穩腳步，再以國際藝術季為號召，才是正確的步調。若以急功近利的心態，隨意找一個藉口，便自說自話的辦理起國際活動來，恐怕所謂國際化也只是一個欺騙自己的幌子。試想：沒有傳統內涵的產品，如何吸引國際人士前來參觀或購買？

請不要濫用國際藝術季之名，壞了台灣的聲名。

【2005/08/17 民生報】

改革退撫制度回歸社會公義

2005.08.17　 工商時報
改革退撫制度回歸社會公義
工商社論

陳水扁總統最近在聽取有關中央政府九十五年度總預算的編製情形簡報時，針對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所得替代率過高問題，指示應予檢討研究改進。有了總統這一番話，職司公務人員考銓退撫業務的考試院馬上就動了起來，於上周四的院會討論銓敘部所提「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案，在考試委員的高度共識下，決定交付審查，正式吹響了退撫制度改革的號角。

包括考試委員和多數國人所以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具有如此高的共識，肇因於目前所實施的軍公教人員薪給福利退休待遇，相較於非軍公教人員體系的受薪階級或農民、小本自營商之所得，已經出現相當的落差。這種落差的存在，不只引發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質疑，現實上財政已感困窘的政府機關更顯得捉襟見肘。在人事成本支出偏高的情況下，影響所及則是使得政府預算用於公共投資、國防武器購買等的支出受到排擠。同時，這種差距固然已經存在一段時間，隨著近年來經濟成長的困頓，一般人就業困難、實質所得不升反降，而軍公教人員的鐵飯碗則絲毫不受影響，因此質疑、檢討的聲浪自然也就特別顯著。
綜觀當前公務人員薪給待遇福利退休機制受人詬病者，主要在於退休條件過於寬厚，只要年滿五十歲，年資滿二十五年，或年滿六十歲，年資滿十五年，亦即年齡與年資兩者合計達七十五者即可申請退休。

更可議的是，這些五十出頭年富力壯的公務人員退休時，可以申領月退俸。這種制度設計當初乃著眼於避免退休者一次領取造成財政負荷，但改領月退，因國人平均年齡顯著延長，如果五十歲就退休，平均領取年限可長達二十八．九三年，也就是領月退的年限比實際工作的年資還要長，從而也就使得近年來各級政府用於退休人員的退撫支出始終居高不下。相較之下，非公務人員體系的受薪階級，能夠拿到退休金已經要偷笑了，更遑論可以享有「活得愈久，領得愈多」的月退俸。

領月退俸已經是公私體系的重大落差，更應檢討的是月退俸的結構不合理。以教職人員而言，平均可領在職薪的八、九成，甚至有比在職時領更多的情況。相較於其他國家規畫退休人員所得，最多只及在職時的六成，則如此優渥的給付自然難以令一般人心服，自然也會累積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荷。

此外，軍公教人員優渥的福利待遇，還包括男性服役的年資也可算入服務年資（私營事業則不採計），子女教育補助條件優厚，軍教人員免納所得，退休金可享一八％優惠利率等。在如此優渥又不虞飯碗不保的情況下，難怪社會大眾對於入公門真是趨之若鶩。

正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今天軍公教人員各項薪給福利退休待遇如此優渥，也不是一天造成的。相當程度是源於過去艱苦歲月軍公教待遇微薄時所為的制度設計。但是這許多年來軍公教的待遇所得早已高於一般國民所得，但不論是退休年資的計算、月退俸制度及支給標準，以及減免稅等優惠卻仍全套保留，自然形成重大落差，也導致此番的改革聲浪，而打算從延長退休年限入手，包括年齡加年資從目前的七十五提高為八十五。

我們認為退休年資的計算，從七五制改為八五制只是整體改革的起步，除了一八％優惠存款已訂有適用對象的日落條款，軍教免稅的改革談論已久，社會更有高度共識，應該併同退休年資延後，列為第一波改革重點。而下一波則應切實檢討調整退休年所得替代率過高的問題，予以調整至合理的水準。此外，不少領月退者轉戰私營機關，實質領雙薪所得更甚於昔，這種偏差不公的現象同樣也應正視檢討。

改革退休制度，如同推動稅務改革，出發點既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也是為紓解政府財政困境創造條件。執政團隊如果連這點都推不動，以後也就別再喊什麼改革的口號了。

振興經濟不需政府花大把銀子

振興經濟不需政府花大把銀子

日前本報社論指出，近年來台灣經濟的不振，主要因國內投資環境惡化，國內外投資大幅萎縮，導致出口競爭力落後於出口競爭對手所致。然而破壞國內投資環境的力量，並非外來，卻是執政當局的策略與作為。因此，政黨輪替以來，執政當局不斷提出種種振興經濟方案，動輒花費千億元，但因未能對症下藥，效果不彰。近年來經濟不振既是投資環境惡化所致，如執政當局能從調整施政策略與作為著手，改善投資環境，創造良好的投資空間，民間與外來投資，自然近悅遠來，不需政府花大把銀子，經濟就會振作起來。

調整政府基本施政策略與作為，可從下列各點著手：

第一，民進黨執政後，以意識形態治國，且不斷拋出議題，挑起在野黨的抗拒，導致政爭不斷，社會不安，嚴重破壞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優良投資環境。好在今年2月間扁宋會後發表了十點聯合聲明，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以「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會後雖然陳水扁總統有各種不同說法，但以最近所說的中華民國四階段論而言，不論「中華民國在台灣」或「中華民國是台灣」，都無法拋棄「中華民國」的國名。因而，台灣目前既稱為「中華民國」，國家領導人就應明確的、嚴格的遵守中華民國憲法體制。在憲法未修改前，一切應按現行憲法規定行事，則不僅可化解朝野爭議、維持社會安定、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同時亦有助於奠定法治精神，成為真正民主的現代化國家。

第二，民進黨執政後，即拋棄國民黨奉行多年的「經濟掛帥」，而改以「勝選第一」為施政最高指導方針，一切施政以獲取選票為目標。因而五年多來，經濟建設無績效可言，陷人民長時間過著苦日子。要實現陳總統日前所說的，「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經濟必先振作起來。因此，政府的施政必須回歸「經濟掛帥」；「拚經濟」不應是口號，應腳踏實地的做，經濟振興，自然為「勝選」奠定基礎。

第三，破壞台灣投資環境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政策不明確，而且反覆無常，缺乏一貫性，最使業者與投資人對當前政府失去信心，外商跨國企業也為之卻步。要使經濟能復興，應先讓業者、投資人及外國跨國企業，勇於在台灣投資，則政府政策必須明確，且具一貫性。國家領導人應拿出魄力與勇氣，排除外在的不當干預，使政策能貫徹實施。

第四，行政院應發揮統合的功能，不能讓各部會各自為政。最近如稅制改革鬧得烏煙瘴氣，台塑大鋼廠環評，經濟部與環保署，本著各自立場各說各話，使業者無所適從。此一弊端如不能徹底剷除，如何讓國內外投資者安心在台灣投資？至於立法效率的提升，我們相信，只要前述三點執政當局能做到，立法部門沒有理由不配合。

政府當前兩岸經貿政策不明確，開而不放的態勢，更是影響國內投資環境的另一重要因素。而政府兩岸經貿政策之所以模糊不清，祇在領導者的一念之間。

在全球化、區域化的大趨勢下，由於科技、資訊、交通、運輸的不斷進步，國與國間的界線，在經濟上早已打破，各國要發展經濟，其主要產業必然是跨國經營。而跨國企業必先有一個巨大的母體經濟承載。此所以歐盟不斷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要擴大為美洲自由貿易區，以及「東協加三」正在積極進行。這些都是針對未來有資格成為經濟載體的北美、歐盟與中國大陸，而加速其結盟的步伐。

台灣不僅資源貧乏、經濟規模小，也是唯賴外貿才能生存與發展的國家，在經濟上更需與一個巨大的經濟載體合作，才能繁榮滋長。不論從地理區位、語言與人文習慣、資源與市場，大陸都是我們最好的經濟合作伙伴，也是台灣企業成為跨國企業的良好平台。台灣的產業，尤其是製造業，其市場絕大部分都在國外，並不能侷限於台灣。我們要全球佈局，去大陸及海外投資，不是「出走」，而是整合各地資源為我所用，是經濟實力的擴張，這也是企業因應全球化趨勢的必然戰略。

執政當局要將台灣建設成「全球運籌中心」或「營運總部」，人、貨與資金的暢通是其必要條件，則開放三通與放寬對大陸投資限制當屬刻不容緩。政府應趁台灣產業還擁有優勢時，參與大陸的快速成長，以台灣的優勢，主動的善用大陸資源與廣大的經濟規模，整合大陸市場，把大陸納入台灣價值鏈中；在大陸成為愈來愈重要的世界工廠時，台灣成為世界工廠的「運籌中心」，並藉其快速成長，壯大繁榮台灣經濟；則不但可鞏固台灣在國際經濟地位，國家安全也可確保，更不可能被邊緣化。

以上各點，如陳水扁總統真能落實去做，相信國內外投資必將興起，振興經濟自將水到渠成。

【2005/08/17 經濟日報】

治水治國 豈能愚民化

治水治國 豈能愚民化


陳賜賢／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名譽理事長（新竹市)

馬莎颱風繼去年艾莉颱風後使桃園地區缺水問題再度浮現；這次，行政院長謝長廷卻要為其限期全面恢復供水的承諾跳票而道歉了。

然而，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一年過去了災情同樣，也花了十億多民脂民膏，令人痛心。同時，也可見治水問題不在於錢。

古云：「治水者治國也」，以小觀大，今天國家有許多重大決策，主政者皆將問題愚民化，似乎只要有錢所有問題皆迎刃而解，治水如是、軍購國防外交亦如是；地方如此、中央更如此。君不見大力鼓吹民眾上山購買拉拉山水蜜桃之地方政府，如何造成水庫淤積之共孽？今高喊爭取八年八百億治水預算的中央，如何推展破壞集水區國土保育民宿觀光？可見口水轉移缺水危機之功力，中央地方皆然。

謝院長說，恢復正常供水的支票會跳票，是因為經濟部水利署提供錯誤資訊所致。不過，缺水問題一再發生，若說基層專業公務人員未努力以赴，亦不太公道，那問題恐怕出在相關領導決策了。

在石門水庫後池堰設置抽水站取水工程，所有水利專業人員都知道後池堰功能是作為溢洪道消能用，當水庫洩洪時水流由位能變動能，水質會混濁怎能利用？主政者不思設置取水專用沉澱池處理水質濁度問題，竟然以水庫為沉澱池，犧牲水庫壽命之邏輯令人不可思議。

在去年已發生過中央部會直接指揮停止洩洪，導致約兩千萬噸泥沙淤積於水庫區內，壩體之發電廠受損記憶猶新。水庫操作「蓄清排渾」之原則全世界皆同，泥沙回歸排放於下游河川，符合環保永續與經濟效率概念，否則河川輸沙失去平衡將造成下游河床與海岸侵蝕，試看大漢溪下游鳶山堰河床見底與林口海岸退縮，即為明證。更何況泥沙不以自然方式排除反替代以人工抽排，其處理成本達每立方公尺四百元，則光是一次艾莉颱風所帶來之淤泥兩千萬立方公尺處理費用即達八十億元，且曠日廢時，如此，流入泥沙量永遠大於清淤量。

由此觀之，中央決策為外行領導內行，其決策過程未經專業分析由下而上作短、中、長期判斷，反正只要解決眼前危機，犧牲未來在所不惜。顯見台灣目前只有危機處理沒有政策研究，只看表面不顧未來，也因此有許多將治水費用挪移辦燈火展覽等可秀政績之情況時有所聞，上行下傚，地方中央皆然。

回顧當初石門水庫建設投資標的為灌溉、發電、給水、防洪等四大功能，其投資總額當年幣值約為新台幣三十二億元，其中給水投資僅佔約百分之四點四三，今用水早已超過百分之五十遠超過其投資比率，以公司經營角色而言，投資不到百分之五的股東有何權利大聲要求用水？過去水公司在公共給水方面未用心經營，漏水管線破裂時常發生，水價不符成本便宜行事，只採鄉愿作法不敢疾呼，工業科技廠商用水大戶享受全民買單補助，早不符社會公平正義原則。試想每家庭每月用水皆在六十度以下，調整水價每個家庭負擔增加不到百元，而工業科技廠商用水每月達萬度，水價不調整，變相將納稅人的錢補貼富豪。水價該漲未漲，油價不該漲卻漲，影響所有薪水階級遠超過數百元，甚至帶動物價上漲潛能。誠所謂劫貧濟富，莫此為甚。

【2005/08/09 聯合報】

十三億大陸人民：兩岸關係最具開發空間的變數

聯合報社論
十三億大陸人民：兩岸關係最具開發空間的變數

近十餘年來，兩岸關係的重大變化之一是：大陸方面漸漸由過去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轉移至現在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台灣方面，則漸漸由過去訴諸「大陸同胞」的論述，轉變至如今幾乎完全只是針對「中共當局」的鬥爭，甚至已將「大陸同胞」一筆抹煞，將之推出了「賽局」（arena）。

北京方面從「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空泛主張，已將其「統戰」細緻化至「台灣水果零關稅」的層次，不啻直接「寄希望於台灣農民」。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經濟引擎，漸具經濟實力，它藉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籌碼，主要是在經貿利益方面，「台灣水果零關稅」即是一例，並將「台灣當局」阻隔在「賽局」之外。藉由此種手段，中共已相當程度地將「台灣當局」與「台灣同胞」作出了區隔。

相對而言，台灣方面在十餘年前曾經擁有的經濟優勢則漸漸流失，主政者更將兩岸互動窄化成只是針對「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鬥爭；如此一來，台灣不啻迫使「大陸人民」與「中共當局」共同站在「民族主義」的戰線上來面對台灣，亦儼然使「中共當局」及「大陸人民」一概成為台灣的敵人。情勢演變至此，台灣早期數十年來「訴諸大陸同胞」的兩岸論述，亦遭棄置。

台灣將「中共當局」與「大陸同胞」送作堆的兩岸政策，極為不智，因為十三億大陸人民其實一向是台灣在兩岸關係中最具開發空間的政治資源，如今則甚至已是唯一尚可能具有開發彈性的變數。

簡略言之，除了能夠操之在我的內在條件之外，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必須經營的兩大外在課題，就是美國與中國。美國的台海政策係為體現美國的利益，對於台灣而言，其「開發彈性」已屆極限。至於中國，對於台灣而言，確實可將之分作「中共當局」與「大陸人民」兩個概念；其中，「中共當局」的「開發彈性」較小，「大陸人民」的「開發彈性」就大得多。也就是說，台灣若能影響「大陸人民」，使大陸形成一個兩岸人民相勉相惜的民意氛圍；這對於台灣的兩岸戰略而言，不但是一個「可欲的」目標，而且亦是一個「可能的」目標。

例如，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在民間所留下的影響顯示，台灣方面確實仍有與「大陸同胞」對話的優勢條件。從大陸網路的熱絡反應即可看出：有許多「大陸同胞」對台灣「反對黨主席」的民主角色進行深思，並領悟出對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應知珍惜。再如，馬英九與王金平競選黨主席的新聞亦曾在大陸熱門一時，這也必然會使「大陸同胞」對權力的民主基礎進行反省。

諸如此類，正是在戒嚴時代就盈耳的所謂「燈塔效應」。當年，台灣在兩蔣威權時代其實仍未完全民主自由之際，尚且以此訴諸「大陸同胞」，而有「反中共，不反中國」之說；如今卻在民主自由已然進階之時，竟將中共等同於中國，寧為「台獨堡壘」，不作「民主燈塔」，甚至使「大陸同胞」誤認為台灣的民主只是操弄台獨的民粹工具而已，進而敵視、卑視台灣的民主。今昔對比，可堪深思。

台灣的主政者將台灣搞成「台獨堡壘」，不啻迫使「大陸同胞」與「中共當局」站在民族主義的「統一戰線」上；相對而言，台灣的主政者若能將台灣定位為「民主燈塔」，則有可能在「中共當局」與「大陸人民」之間作出區隔，並在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建立一種相勉相惜的共識或默契。究竟欲使十三億人敵視「台獨堡壘」，或使十三億人珍惜「民主燈塔」，應是未來台灣在兩岸關係上必須作出的戰略選擇。

台灣方面不可只知緊盯著「中共當局」進行兩岸鬥爭，尤其不可否定「大陸同胞」在「兩岸賽局」中做為參與者（player）的角色；而應愛惜台灣作為「燈塔效應」的角色，不要放棄與十三億大陸人民對話的努力，盡量促使大陸人民成為兩岸賽局中對台灣友善的參與者。

畢竟，民主自由幾是台灣在兩岸對照中的唯一優勢，於「民主燈塔」及「台獨堡壘」之間，何者有利及有益於與十三億人對話，似乎不是一個太過深奧的選擇題。

【2005/08/09 聯合報】

迎接新批判時代的到來！

迎接新批判時代的到來！

南方朔

「凋謝」（decadence）是過去半個多世紀裡，持續成長的我們不能想像的觀念，因為不能想像，我們遂習以為常的認為，每天打開房門，所看到的都會是同樣的景象。因而疏忽了，極可能在某個特定的日子，打開房門後，卻發現到一切都不一樣了。

台灣黃金時代已過而由整體台灣最近的表現，包括執政的依然無能，公權力變本加厲的粗暴化，以及兩岸政策依然有如得了瘧疾般的抽搐不定，而整個經濟局面則日益崩壞，我們已可看出一種在過去從未出現過的「凋謝」現象，已由台灣的中下層市民階級開始表面化。台灣已過完了它的黃金時代，人們已必須為「凋謝」做出準備。「凋謝」由痛苦、充滿了無力感的近視與自戀，以及一小撮人更加的意識形態化為組成的結構。

首先就痛苦這個成分而論。近年來的世界，由於全球化擴充了競爭的壓力，幾乎毫無例外的，每個政府都格外必須強化其領導性，始可能帶動出活力，在競爭中突圍。而反觀台灣這個階段也正是台灣意識形態內鬥內耗最嚴重，別說政府的領導性了，甚至連更基本的方向感，也都趨於模糊。台灣早已成了一個依靠著機械慣性而自動運轉的機器。最近台灣企業民調，對政府的不滿意度達到空前水準，即是例證。在東亞經濟秩序重編的過程裡，台灣別說早已落後於南韓，甚至早已在默默中被邊緣化了。

最近，許文龍的坦白陳述，即是這種企業痛苦的表露，而當企業都覺得痛苦，社會最基層的中下層市民階級，作為痛苦的終極承受者，當然程度更甚。中年失業加劇，實質所得遞減，低所得者在物價上漲的時代，民生日益艱困。近年來，雖然許多國家都出現實質所得增加率停滯的窘境，但卻可藉著自低成本地區擴大進口來彌補所得問題的壓力，像日本甚至還存在著通縮的問題。但在台灣，由於政策的僵化和我們的經濟體質並未改善，這種選擇都不可能出現，這意味著中下層市民階級的痛苦，已注定了不可避免。中下層市民階級的痛苦，也反映在諸如自殺率、犯罪率的持續增加上。最近台灣俗民階級間流傳著「先顧腹肚，加擱來鬥嘴鼓」（先讓大家有口飯吃，然後才去搞嘴巴上的語言遊戲）這樣的順口溜。由台灣人已開始警覺到「腹肚」可能會出現問題，這不就是痛苦問題的指標嗎？

痛苦屬於對企業前途茫然的企業家，而承受者則是中下市民階層。而由於無力感所造成的近視和自戀，則主要屬於中上和知識階層。由社會發展的一般理論，幾乎每個社會當處於順境時代，這個階層都會因為有較高的憧憬，而成為推動進步的力量，而一旦進步的希望落空，這個階層立刻就會因為「理想」（utopia）不再，而翻轉成只顧自己的「近視」（myopia），在這種近視中，則多少都有一些自求多福的自戀成分。它讓人耽溺在個人性的口腹品味之欲裡，對公共事務則在失望中趨於漠然。它會在凋謝的年代裡，產生一小塊畸形的繁榮地帶。而今天的台灣，這一塊就已很清楚的表露在人們面前。但這樣的一小塊繁榮，畢竟與擴張時代充滿信心的繁榮有所不同，它有著壓抑性和惡兆性，因而也就沾染上了淡淡的虛無色彩，而有了一些「我倆沒有明天」的況味。

凋謝年代畸形繁榮

而值得玩味的，乃是當這種「凋謝」的現象開始形成，造成凋謝的原因，通常都不會去自求改變，反而會格外的將自己的失敗與失政歸咎於他人，而在失敗中自我擁抱得更緊密，更加的不擇手段，更加的玩弄卸責的語言遊戲；而於此同時，則是那種自我分裂的政治特徵和語言特徵─即學術界所謂的「萬能／無助症候群」（omnipotence / helplessness Syndrome）更趨表面化。

所謂的「萬能」，乃是在關起門時，它會格外的把自我的權力極大化，用相信自己能改變歷史來平衡掉歷史不可能被它所改變的壓抑感。這種「萬能」的、讓自己高興的感覺，經常也都是政治權力更加濫用的開端。

在最近這段期間，這種「萬能」的權力濫用，可以說已到了無所謂的程度。官員可以公開的要求公營企業「贊助」特定立場的媒體；可以花幾千萬元搞置入性行銷來替反對水果銷售大陸製造聲勢；可以在衛星電視頻道的換照問題上使出最粗暴的公權力；……當權力不能用來替人民謀福利，而只用於替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當然也等於透過自己的手，褫奪掉了公權力的正當性，這也是政府愈來愈無法讓人尊敬，甚或服從的原因。這也造成了政府作為不可預測性的增加。甚至公務員都無所適從，大家袖手旁觀，看情況行事。「萬能」會造成「無能」與「癱瘓」，這已成了當今台灣官僚行政體系最大的特性。

萬能／無助症候群

而「萬能／無助症候群」另一端的「無助」，指的是當它關起門時，覺得自己有著無所不能的權力與亢奮，而一旦打開門，發現到自己的權力實在小到甚麼也不能改變，這時候，那種「無助」的感覺就告出現，除了讓步外，就是格外要去耍弄嘴皮，俾以平衡自己的「無助」。在過去這段期間，為了水果外銷問題，最先開始「萬能」的搞反對，並扣人「統戰」、「沒有好處」、「陰謀」之類的罪名，到了最後眼見「萬能」變成「無助」，遂格外的要在嘴巴上做出補償，諸如考慮強化兩岸經貿管制，又在台灣航空器飛越大陸飛航情報區等問題上大玩嘴巴大賺便宜之事遂告紛出不絕。

因此，在這個凋謝的時代，也是台灣政治進入了一個更加意識形態化、政客在「萬能」與「無助」這種高峰與低谷間有如自己洗三溫暖，因而也就變得更難平衡、更難不卑不亢，當然，更多的意識形態動作和語言遊戲，也就更難避免。

也正因此，我們已可斷言，在可見的兩年多裡，台灣已不可能在政治和行政的格局上出現任何良性的改變，反而會因為整體凋謝、倒退，政治人物在「萬能／無助症候群」這種人格危機，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更加自我擁抱、更加的意識形態化，以及更多語言遊戲裡，讓政治的正當性被剝落。政治的「表現危機」（crisis of performance），政治人物的「人格危機」（crisis of personality）最後會延伸成民主社會難得見到的「政治正當性的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

期待批判帶來希望

或許，我們已可說，今天的台灣又到了一個轉捩時刻，民主的政黨輪替的確曾為台灣開啟了一個機會之窗，但由過去的表現，台灣已毫無疑問的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台灣並沒有因此而打造出更好的民主規模，也沒有讓政府效率在民主中提升，當然更不要說在這個機會之窗打開的時刻，改善兩岸關係，進而參與到東亞秩序重歸的過程中，讓台灣有更大的舞台可以去施展。所有該做、可做的，台灣一無表現，反而只是在民主輪替的時代轉接中，利用「批判的空窗期」，讓政治與社會經濟向下沉淪。所謂的「批判的空窗期」乃是過去五年台灣政治的總結，它指的是由於政權輪替，以前的批判者在一夕之間都成了權力新貴，而他們留下的位置並沒有人去立刻填補，因而形成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景觀─有統治者的權力，有因為失去政權而不能調適，因而顯得無力的在野黨，但卻沒有真正的批判力量；「批判的空窗期」，統治者會因為不受批判而自以為是，「批判的空窗期」也會助長知識分子加速的向權力投機；「批判的空窗期」耽擱掉了台灣的真正民主轉型工程。

但到了現在，由於民主並未轉型，反而是整個社會和體系，都在加速凋謝，因而使得「批判的空窗期」宣告正式結束，一個新的批判時代已告開啟。如果我們注意到最近這半年來的發展，當可注意到新的不滿力量已日趨強壯，儘管這種聲音並不被有權力者所理會，他們仍以「狗吠火車」視之，但我們已可大膽預測，正是這新的批判力量，或許才是讓台灣還會在凋謝中仍有希望的關鍵。迎接新的批判時代，或許是年輕輩不想凋謝的人，應有的覺悟吧！

（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台灣「蚊」物館 美麗擺著爛

【本報記者胡宗鳳、楊德宜、林重鎣】

「養蚊子」最近成為台灣流行語，因為全台各地有太多公共建設符合這個形容詞———閒置、荒廢或低度利用。從南到北，到處看得到政府花大錢打造的建設在「養蚊子」。

近幾年，各級政府都在拚命「建設台灣」、「建設鄉土」，也因而產生了新一波的過剩建設。而選舉的民粹取向，也讓政治人物愈發輕率向地方許下建設承諾。再加上幾次特別預算的推波助瀾，寬裕的經費更讓有錢無處花的部門到處撒錢補助，各項建設愈發不思前想後；有能力完成硬體，卻沒能力營運。

更大的問題在經貿建設。由於政府兩岸政策陰晴不定，各地為迎接兩岸三通而建的航運、倉儲和經貿園區，都無用武之地，只能期待有朝一日時來運轉，死而復生。

記者走訪全台，探討政府近年大手筆建設的成效，試圖為眾多失敗的計畫把脈，到底在口號和願景間，遺漏了什麼。

台灣南北走一回，可以發現許多公共建築變得更漂亮了；但如果觀察更仔細些，也會發現閒置在鬧區或鄉間的公共建設名目也更繁多了。每隔一段時間，在新的政策口號催生下，各地就會出現一些畸形或無用的「建設」，過去是停車場、焚化爐、文化中心；近年流行的政治咒語是「社會福利」和「本土化」，因此，以老人、殘障、教育和文物館為名的閒置建設也就多了起來。

桃園身障中心 沒公車經過

在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某巷內，一棟壯觀的五層樓建築矗立在路邊；但緊閉的大門口總是停著一些車輛，似乎認定這裡不會開張。這是耗資近兩億元的「桃園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完工驗收已半年多，卻因為地點偏僻，沒有民間業者願意代為經營，至今無法啟用。

以服務全縣四萬餘名身心障礙者為目標的館舍，卻建在沒有公車經過的地點，是它註定失敗的主要原因。縣議員劉茂群說，當初縣政府為省下土地徵收費，選擇「不用錢」的國防用地，而不顧要使用者方不方便；如今沒人願經營，「花大錢養蚊子，新房子都變破爛了！」

縣府社會局長許秋萍說，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辦法，公有館舍都必須委外經營；但是「地點實在不好」，沒有人願意經營，「蓋在那種地方，誰去經營，都一定不會賺錢。」

台中身障中心 擺五年改名

掛著「服務中心」的招牌，卻無法好好服務指定對象的館舍，全台還不知道有多少。號稱「東南亞最大」的台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完工後閒置近五年，後來才找到「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接手，並改名「台中愛心家園」。但五千坪的園區用來服務台中殘障人士，利用率仍很差，每年虧損數百萬元，結果，開放給一般市民使用，收支才逐漸平衡。

中縣兒福中心 花一億杵著

位在台中縣大里市的「台中縣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也是耗資近一億元公帑才建成的六層樓建築，多年來沒辦過多少次兒童及青少年活動，多數時候是閒置。

大里市公所社會課長沈守真說，兒福中心只是偶而出租辦活動，因為本身沒有企畫諸如兒童音樂會、舞台劇等活動的能力，當然會閒置。現在，除了二樓作為戶政便民辦公室，才有民眾上門外，其他各樓利用率都很低，來的兒童青少年很少。

有錢興建硬體，沒錢充實軟體，更沒有人才後續服務，幾乎是台灣許多文化建設及社會建設計畫失敗的共同原因。政治人物熱中爭取建設經費，這是向地方民眾表功的簡便管道，執政者也樂於藉此綁樁或討好選民。在這種現實取向下，許多建設都只著眼於硬體的建設，很少考慮後續的營運及長期的目標，因而常在建築完工後即無以為繼。

宜蘭展館一堆 還在繼續蓋

宜蘭的例子，又是另外一種典型。在「一鄉一館」及「城市行銷」的概念下，宜蘭縣近年已發展出一支龐大的「博物館家族」，各類展館已多達卅多所，但該縣的博物館運動還在擴張。文化界人士認為，除了地方人士熱心，因為宜蘭近年「朝中有人」，爭取經費比起其他縣市方便，也是宜蘭近年建設蓬勃的主因。

以總經費近九億元的蘭陽博物館工程為例，從規畫到發包至今五年半，竟然還保留三億多的經費，工程一再延宕，目前估計要延遲一年半完工。文建會大手筆補助，縣府卻吞不下這麼豐厚的資源，連監察院都點名要求檢討。蘭陽博物館的例子，多少可窺見資源分配不均之一隅。

往南走到台灣尾，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問題。位在高雄縣鳥松鄉的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投資近億元，是占地一甲半的漂亮建築，造形綺麗，初來的老人常常看傻眼，會問：「這是城堡嗎？」國民黨主席連戰來這裡辦政見會，都不禁嘆道：「這大概是全國最漂亮的老人活動中心吧！」

高縣老人中心 藏在鳳梨田

這座老人城堡，有容納三百人的演藝廳、十餘間教室、健身房、桌球室、卡拉ＯＫ等，設備應有盡有。唯一的問題是，它位在鳥松、大寮、鳳山交界的偏遠地方，一片鳳梨田中間，要不是熟門熟路，一般人根本找不到。每天下田的老人，更不可能來到這裡。也因此，這座美麗的城堡，許多時候也只能關門養蚊子。

這就是台灣的公共建築奇蹟，只管外殼亮麗，不管內裡如何。下次你經過一棟漂亮的建築，請先看看裡面有沒有活動跡象，再決定要不要誇讚。

【2005/08/08 聯合報】

100億新增科技經費 要造成大突破

>經濟日報社論
100億新增科技經費 要造成大突破

95年度中央政府歲出預算將比今年減少，但為促進科技及經濟發展，科技預算反將大幅成長20％，估計比今年增加100億元以上。增加科技預算原則上符合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需要，然而經費預算只是研發及其他相關努力所需的資源之一，若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及設備來配合，也沒有足夠的產業經濟能力吸收其成果，則科技預算成長即無法使效益也同幅成長。因此預算的運用方式，將是決定能否發揮重大效益的主要關鍵。我們認為，明年新增的預算決不能只是擴大辦理與以往類似的工作，而應該用來做一些以往在規模上和技術上不敢做的突破性工作，以有效提升我國的產業技術競爭力。

有官員指出，新增100億經費再加上民間的配合款，將需增加1萬5,000 名研發人員，因而可能使人才供應嚴重不足；最後甚至可能淪為努力消化預算而未能增加多少效益。如果我們仍照以往的方法運用擴大的預算，這確是可能的結果。如果把預算分給原來各個承辦機構，則除了人才瓶頸之外，這些機構的能力也將是另一個嚴重的限制因素。即使忽略人才等限制因素，硬要照原先的方法來運用經費，也表示我們必須把經費用在依以往標準本來不值得做的工作上，每元經費的效益反而會降低。因此，新增加的預算一定要用在以往做不到或被忽略的工作，才能得到較高的效益。

以往該做而未能做到的科技研發工作，很重要的一類就是配合重要產業的大規模技術研發。以往經費有限，因而大規模的工作會排擠掉許多規模較小的工作；為了讓更多產業利益均霑，也為了避免被批評圖利特定產業或廠商，就不太可能支援大規模的產業科技研究。結果我國的產業多只能跟在別人後面做一些零星小規模的研究，難有大幅超越外國的重大突破。這也是我國產業技術常受外國牽制甚至壟斷，而近年來產業及企業形象也輸給南韓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拿出大魄力運用新增的預算推動幾項大規模而可能帶來重大突破的工作。

例如，我國在TFT-LCD相關產業已投入兆元以上的資金，我國的產能也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然而我國的技術及相關產品的品牌形象卻落在日本及南韓之後，而使我國產業有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的危險。而這個產業若是失敗，對我國經濟將有極大的打擊；因此我們有必要投入更多政府資源來協助廠商尋求技術突破。由於相關產業規模已經很大，其中也有大量的人才和設備，因此若能將廠商擁有的一部分資源集中應用而減少重複的工作，即可以降低人才不足的限制。而由於這個產業我們要爭的是領先世界的技術，因此我們也應自國外引進尖端的人才，因此經費增加使國內研發人員不足的問題也可緩和。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可責成產業界及研究機構，在TFT-LCD相關產業的技術領域，推動某些大型合作研究計畫，聘請國外頂尖的學者專家來參與，以期能在技術上有突破外國封鎖的發展。

類似TFT-LCD的情況，我們也應找尋其他我國在技術發展上有機會成為領先者之領域，或者不積極開創新技術即可能在產業和就業上形成重大損失的關鍵領域，推動以前不敢嘗試的大規模計畫。這類大型計畫確有較大之風險，也較可能被指責圖利特定產業和廠商，但這卻是我國擺脫大國及大型外國企業技術壟斷的必要手段。如今政府既有魄力編列巨額科技經費，更要有魄力推動大規模的研究；而各界也不要一面羨慕日本、南韓、甚至中國大陸的大手筆，卻又擔心或反對我們自己採取積極的行動。

政府增加的科技經費也可以用在以往較忽略的跨業整合及非純屬科技的研究項目。例如我國已有基礎的電子資訊等高科技如何應用於傳統產業；快速發展之產業如何藉原料和設備之採購而協助其他產業發展；文化創意如何與產品結合；如何創造不同的商業模式來協助特定產業的發展；以及如何運用經濟分析來使產業結構及全球布局的方向更符合全民的長期利益等等；這些都是我們以往較忽略，而值得投入更多資源，也可能有較多仍未充分利用之人力等資源可以配合的領域。

要投入較大規模之研究或以往較忽略的領域，我們必須有較多的選擇及準備工作。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現在就開始和研究單位及產業界進行討論，並聽取各界的意見，不要等經費下來了再匆匆找人來做。而這些大或新的領域也多半須引進大量的外國人才及合作機構，我們可能需要一些配套的法規鬆綁等措施，也應預做準備。

【2005/08/07 經濟日報】

撤照就能終止亂象？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5/07/31
撤照就能終止亂象？
【施俊吉】
　　哪一家新聞台會被撤照，答案就要揭曉。但是，撤照是否就能導正有線電視的傳播亂象？
　　撤照的意義和功用，有三種不同的解讀：撤照是一種「報復」；撤照是一種「警告」；撤照是「廣電政策的一環，目的在修補頻道的進、退場機制」。其中，撤照作為一種報復工具，可以讓社會感覺天理恢恢、善惡有報，畢竟，新聞台既然不理會民眾的哀求，不改腥羶本色，就該有人出手讓它死！撤照作為一種警告，則是報復心態的一種粉飾，為了亂象不再，為了造福群眾，殺一儆百是必要的手段。
　　報復與警告都是父權心態作祟。自詡為電子媒體監督者的各種團體和組織，最喜歡來這套：先公佈民意調查，再審判媒體，最後要求新聞局定罪開鍘。新聞局應否定新聞台的罪，坦白講，新聞局長實在沒有太多裁量權，因為這些監督團體的成員早已化身為換照的審議委員，替新聞台的生死定了調。難以理解的是：報復與警告如果奏效，愛看現在這種新聞的人應該轉到哪一個頻道？
　　報紙有正經大報，也有花花報。雜誌有名門正派，也有八卦周刊。同樣是媒體，為什麼不鼓吹吊銷平面媒體的發行權，卻盡找電子媒體的麻煩？理由很簡單，因為平面媒體夠多元，讀者大可各取所需。而電子媒體卻一元化沉淪，全部朝低三下四的品味靠攏，閱聽人毫無選擇餘地。當一群新聞台全是八卦台時，必然產生兩種效應。第一是退場機制失靈：每家新聞台都炒作相同的題材，共用一樣的畫面，廣告市場當然平分；利益均分，同存共榮，退場機制就此失靈。
　　第二種效應是進場困難：有線電視的頻道數量有限，爛頻道不退場，新頻道就進不來。於是新聞台便形成一個快樂的反進步聯盟，既無退場之憂，亦無參進威脅。結果是：誰也不敢改變新聞編採的形態，誰也不必提升新聞的品質和內容。
　　進場與退場機制雙重失靈的市場，需要廣電政策的修補。撤照作為廣電政策的一環，應該發揮兩項功效。一是裁減同模複製的新聞頻道，瓦解這個反進步集團。此外，有撤照就有釋照，有退場就有進場，所以新執照應該發放給立志朝多元化發展的媒體，並且以一年為期，年年考核新的新聞台有無信守承諾。如此施政，不出數年，亂象可能撥正，電視螢幕上既有台灣籍ＣＮＮ生存的空間，也會有精彩的社會新聞台。
　　所以，這次「撤新聞台的照」，希望是高瞻遠矚的作為，而非只是報復或警告的手段。畢竟，將撤照與釋照作為廣電政策的一環，才能導正傳播亂象，報復與警告只是圖一時之快，非千秋之計。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制度與行為專題中心執行長）

我從大學看見台灣的未來

2005.08.04　 中國時報
我從大學看見台灣的未來
管中閔

繼數年前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之後，今年學術界的第一盛事就是教育部所提出，五年五百億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在最後評審結果出來之前，申請各校的忐忑之心，恐怕不亞於換照審核之前的各家有線電視台。

台灣的高等教育早已問題叢生，而其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厥為因大學設立太過浮濫所產生的後遺症。由於政治人物不懂高等教育為何物，每逢選舉就率爾許諾各地成立大學，於是新大學如雨後春筍，幾乎到了「大學、大學滿天下，有土地就有它」的情況。大學既多，教育經費又不能同比例增加，粥少僧多的結果是各大學均苦於經費不足。
大學的一般經費若已不足，自然無心也無餘力注重研究以及追求卓越。相對於國際（包括亞洲）學術界的快速進步，我們的大學發展卻因此顯得左支右絀。所以純粹從經費的角度來看，五年五百億有如及時雨，絕對不是壞事。問題只出在這麼一大筆錢該如何分配；有些學校想獨占鼇頭，有些則盼望雨露均霑。

然而今天大學的問題絕不止於經費不足。多年來大學的發展方向不明與學校中的制度不良，都是妨礙大學進步的罪魁禍首，而這兩項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人。巧婦固然難為無米之炊，但若沒有巧婦，即使米糧滿倉又能如何？所以經費充裕只是大學卓越的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

今年五月中，中央研究院內舉辦了一場財務計量方法的國際研討會。此一會議中有五位國際上的頂尖學者擔任會議的特邀演講，另有幾位國際期刊的主編雖然無法作為特邀演講，仍然前來參加。此外，我們還特別商得一份國際一流期刊的同意，在經過適當審查後，該刊將出版會議論文的專刊。

當初以為在國內費心搭了這麼個戲台，既有名角，又有未來專刊的吸引，此地學界一定樂於共襄盛舉。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即使數度廣發徵文啟事與邀請參加會議的通知，國內投稿的論文不過寥寥七篇，而會議期間，整個大台北地區的大學來參加的教授更只有區區一位。我說的還不是全程參與，即使五場中任一場特邀演講，我也沒看到台北地區其他教授的蹤跡。相較於三位來自泰國的學者，他們雖未發表論文，卻在會場中坐足三天，我不免感到沮喪。

另外一個我所熟悉的場景則是在國外舉辦的國際會議。在會議歡迎酒會中，幾位台灣來的學者站在會場的角落，自顧自的聊著天。他們既沒有加入別人談話的意願，他們圍著站的肢體語言也阻止了別人和他們的接近。

然而這些缺席（或者圍成一圈）的學者，不正應該是我們推動學術研究，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的主要力量嗎？如果許多學者不關心學術的新發展，不參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也無意在國際場域中和其他學者競爭，那麼所有堂皇的大學發展計畫都將只剩下美麗的詞藻，而邁向國際一流的目標也只能是鏡花水月。所以大學發展的核心工作，應該是提高多數學者在學術上的企圖心與積極性；沒有全心投入的學者，更多的計畫與經費只能製造平凡，而不會使大學卓越。

大學是一國精英匯聚的地方。沒有一流的大學，未來就沒有一流人才，也不會有一流的國家。而我期待從大學的發展中看見台灣的未來。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