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一流泡沫大學？

中時電子報｜論壇新聞2005.10.31　 中國時報
國際一流泡沫大學？
石之瑜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政治學教授

中小企業出口產品要快速賺錢，與其創新品牌，自建通路，不如仿冒直銷來得快。同樣的道理，要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與其浸淫知識，變化氣質，不如臨摹外國人的問題意識來得快。我的母校台灣大學與任教的中山大學都加入了五年五百億的一流國際大學打造計畫，幾乎可以預見，我們打造的是一流仿冒大學。

教育部對什麼是一流大學並沒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只能根據外國人的標準，來決定自己是否一流。學校的領導對於什麼是一流大學也沒有強烈看法，因此根據教育部訂定的標準，來自我要求。眾所周知的這個標準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在科學引文指標公司所羅列的期刊上發表文章。過去，知識界對這個標準曾有諸多質疑，覺得這些期刊適合某些有特定（歐美）研究取向與問題意識的研究，不適合其他（台灣）的研究。我覺得問題不是什麼期刊適合與否，而是把研究與發表兩件事混為一談。
研究與發表不是一回事。也許是因為我的錯誤與怠惰，因此一直抗拒以發表掛帥。我理解的研究，其目的是探索知識，提升人格，不是發表。我不反對發表，但反對以發表為導向做研究。當然，如果是對付二流大學，比較好的管理方式，也許正是逼迫教師們發表文章，或利誘他們發表文章，這樣他們就沒有時間不務正業，在外兼差，勾結補習班或出版社，胡亂開授學分班，而會有認真做研究的誘因，於是他們的教學就會有內容，如此，就算二流學生也會對知識產生興趣。

然而，一流大學不需要、也不應該追逐潮流。政府對一流大學的政策，是要提供充分的支持，讓教師們能思索這個社會需要什麼知識，基於內心的悸動開拓知識領域，進而基於熱情而將開拓的成果分享給學生與國內同仁。現在，台大與中山的老師當中，對五年五百億的這種急就章執行方式不滿者甚多，可是許多人不得不參與，把自己綁在為特定期刊撰寫特定研究取向的論文，浪費了他們自己的、與身邊眾多一流的年輕頭腦，無暇為某個有深遠知識意義的研究議程，組織跨代跨校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不錯，總有一批批年輕教授剛剛受完西方教育，對於西式論文生產方式較為熟悉，也許躍躍欲試的大有人在。他們對自己新學的技術有初來乍到的興奮，他們不介意為臨摹外國問題意識犧牲青春，他們與學生的年紀太接近以致沒有父母提攜子女的熱切。然而一旦養成發表第一的習慣後，他們之後對教學研究的投入都將淪為一個技術性的表演。這時，知識只是敲門磚，人格變得渺小。但是，今天竟是資深的教授們催促他們走上這一條以發表為職志的道路，這是一流知識大學的喪鐘。

根據自己的需要探索知識，需要勇氣與自信，此所以知識的過程可以提升人格，讓一流大學成為社會面臨危機與困境時安定人心之搖籃所在，面臨脫序與暴政時抗拒或隱退之庇護。我們今天如果淪落成論文發表員，不敢對教育部說不，流著唾液要承諾看似客觀具體的論文發表時程表，就已經暴露自己人格之渺小，哪能夠對一流的心靈有教育啟發作用。教育部鎖定的一流大學，應該任其根據自己老師的決定運用四百億，而不是依附在教育部的標準上，吹一流的泡沫。教育部對一流大學的發表規定愈嚴格，一流大學老師的人格愈委靡，研究就愈縹緲。

現在有五百億，可以在未來五年拿出一百億，凡是任何人能比前一年多發表一篇在科學論文索引期刊上，就發五十萬獎金，如此五年下來，可以每年增產二千篇的速度，高速提升台灣整體的發表水平。但是必須規定，台大等教育部鎖定的一流大學教員不可申請。如果年輕老師要成家立業，便鼓勵他們轉任非一流大學任教，既可容許他們為籌足頭期房屋貸款而發表，又可平均各校教學資源。另外四百億，提供一流大學從事不以發表為導向，而以知識為目的的基礎研究。

日本新保守勢力合流了

日本新保守勢力合流了

【蔡增家】

　　日本眾議院選舉揭曉，正如選前民意調查所預測的，自民黨獲得二九六席，取得國會絕對過半的席次，而民主黨只得到一一三席。可以說，這是日本戰後最重要的一場選舉，日本新保守勢力即將在這次選舉後正式匯集在一起，成為日本政壇最大的一股政治勢力。

　　日本自一九五五年來，國內政壇存在三種政治勢力，第一種是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親美右派保守勢力，第二種是以社會黨為主體的反戰左派勢力，第三種是寄居自民黨及無黨籍的極右派軍國主義。在美國刻意支持下，日本政壇一直是以右派保守勢力為主流。但是冷戰結束，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聲音，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在東亞，應該要積極參與東亞事務，同時日本也要跳脫過去歷史的包袱，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便是日本的新保守主義。

　　一九九○年初期，小澤一郎率領大批議員出走另組新黨，形成日本政黨的戰國時代，不但造成自民黨垮台，同時也給予新保守主義發揚的空間。當時日本新興政黨紛紛成立，許多無從政經驗的新人也在這個時候進入政壇，這些二次戰後出身的年輕人，既沒有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色彩，也沒有自民黨保守的親美思想，也沒有社會黨左派的反戰思想，他們一切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導向，以務實的作風來處理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外交政策上便是喊出日本應該要成為正常國家，日本應該要在國際上取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等的政治地位，這也是一九九六年後日本逐漸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同時也關注周邊國家的軍事動向，逐漸轉變其防衛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日中台三邊關係上，就是這些年輕議員不像傳統議員對兩岸存著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他們既參加我國日華懇談會，同時也參加中國的日中議員聯盟，支持中國或台灣與否，一切以日本國家利益考量。因此，有人稱九○年代為日本政壇的第一次世代交替。

　　但是很可惜的，這波世代交替浪潮主要是出現在民主黨，並沒有蔓延到自民黨。自民黨雖然有許多新人進來，但是大多不脫是世襲政治二世及官僚體系的議員，使得自民黨內年輕議員，雖然年紀輕但卻都是承襲著父兄輩保守思想的枷鎖，這種現象造成舊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對抗新保守勢力的民主黨。新舊保守對抗的現象投射在政策上，就形成我們在這次選舉中看到支持與反對小泉祭拜靖國神社的兩種聲浪，以及支持與反對小泉一邊倒親美政策的兩種聲音。

　　但是歷經這一場選舉，小泉趁著郵政民營化的機會一一消滅黨內的派閥，同時注入高知名度、具有公眾形象，而有別於過去政治二世及官僚體系的候選人，形成日本戰後第二次的世代交替。這次的世代交替徹底改變了自民黨，同時也讓日本新保守勢力合流在一起。

　　可以預知的是，日本會更積極參與亞洲事務，會持續邁向一個正常國家，並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日、中、台三邊關係上，日本會以更務實的態度看待兩岸關係，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考量。這對日台關係來說既是幸也是不幸。幸運的是，今後日本將會逐漸走出過去的恐中症，以更務實的態度來正視台灣的問題，同時在兩岸關係上也會採取比較平衡的政策；但不幸的是，主要親台的議員都在這次選舉當中凋零抑或是退出政壇，在兩岸經濟逐漸傾向中國一方的同時，我們又有多少籌碼來吸引務實的日本注意我們呢？

　　日本總算是歷經真正的世代交替，同時也讓朝野的新保守勢力逐漸的合流，這股強大的力量正在驅使日本真正地改變。不知道我們的政府看見了沒？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政治魔術師小泉純一郎

Tom Plate專欄》政治魔術師小泉純一郎

【時報】

　　兩年前，筆者曾拜會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並做了一次趣味橫生的訪問。猶記得，訪問中曾略略逼問了小泉有關日本是否會克服日本和平憲法上諸多限制而出兵伊拉克這個棘手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認為日本會這麼做。不過小泉卻向筆者堅稱，他會做到。

　　而他的確做到了。日本果然出兵伊拉克。

　　先別管美軍佔領伊拉克或日本出兵伊拉克是否明智這些問題。小泉 證實了他是個言出必行的政治領袖，起碼在重大議題上是如此。再舉個例子，上個月小泉揚言如果國會否決他所提的郵政民營化法案，他將解散眾議院並將此議題直接訴諸民意。

　　國會否決了法案，而小泉也果然將眾議院解散。

　　日本這次國會改選簡直令人驚嘆不已。通常語帶保留、輕聲輕氣的日本選民這次卻發出獅吼。他們授予這位已在位四年的首相一股最強大的政治改革權力，且權力之大為二次大戰以來僅見。

　　日本選民這次獅吼，全球各地的人都應該要聽一聽。

　　日本政治制度運作之細巧，我們外人很難一窺全豹。不過，這次選舉根本上是有關改革的一項公民投票。自民黨目前雖是由小泉擔任黨魁，這個黨半個多世紀以來卻一直無法持續落實真正的改革。

　　難以置信的是，小泉為了將自民黨轉型成一個具前瞻性政府的工具，也在這次選舉中摧毀了部分黨內反改革派的勢力。那些反對小泉改革方案的黨內人士現在多已大權旁落，而小泉領導的自民黨也十五年來首度在眾議院握有絕對安定多數席次。即使如此，目前勢如中天的 小泉仍堅稱將在明年下台。不過，一年在政治上也算長了，能夠成就很多。小泉雖然已展現他在國內政治運作上的大師級藝術，但他以世界級政治人物所做的表現才是歷史對他的評價。

　　選前，反對黨日本民主黨曾提出一個較文明也較友善的亞洲政策，但小泉這位亞洲政壇魔術師卻一直避談外交政策。他很精準地抓到選民的脾胃，並以類似柯林頓的「笨蛋！問題在經濟改革」的政見跟民主黨對抗。

　　但選後的現在，正如柯林頓在第二任期內一般，小泉應該轉向外交政策，並且在這個領域展現魔術。最起碼，他該比以往更賣力在外交上求表現。在東亞地區，小泉並不受歡迎，並肯定不受中國人及韓國人歡迎。

　　與鄰為善並非懦弱，反是堅強的一種表徵。小泉這位睿智的政治家無需逢迎中國，但必須在重大雙邊及區域議題(包括北韓及台灣的議題)上與中國密切合作。

　　雖然中、日之間出現歧見時，中國不見得就是對的一方(韓、日間的情形亦然)，但小泉必須更努力透過談判方式去推動日本的國際利益，至少，也要跟他在國內政壇表現的一樣傑出。

　　小泉已把向來只求無為表現的日本首相一職轉型成有如總統職位一般。但伴隨這個轉型而來的是，他也必須在外交領域上以總統方式，而不僅是政治方式去求表現。

　　即使說小泉只能留任一年，但歷史對他的最終評價也就端看他最後這一段衝刺。(本報國際中心黃建育譯)

提振經濟 小泉接下來的挑戰

Google News - Sci/Tech[2005/09/19][工商時報/國際視野/06版]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亞洲華爾街日報》提振經濟 小泉接下來的挑戰 政治革新亮眼 若經濟成長無法更上層樓，自民黨將無法滿足所有選民的需求。

【李鐏龍譯】

　　以令人震驚的席次，在九月十一月的下議院大選中獲勝，日本首相 小泉純一郎因而贏得堪稱前所未見的改革授權令。然而小泉不會永遠在位，而繼任者在聲望上將很難望其項背。因此小泉接下來的挑戰，將是建立及留下一套政治架構，可以讓日本的經濟成長更上層樓。

　　小泉已將首相一職變成日本最高的決策權位。他解構那些曾經緊扼住自民黨的派系，他也削弱官僚體系的力量。自民黨及其盟黨，即公明黨，如今掌控日本下議院逾三分之二的席次。這賦予他們法律上的權力，可以通過任何法案，而且不必擔心遭到上議院的否決、重蹈郵政民營化法案的覆轍。

　　小泉也改造了他的政黨，但不像他所聲稱的那麼徹底。他整肅三十七位自民黨籍的下議院議員，因為他們反對他的郵政法案。然後，他親自挑選新的候選人，與那些議員競選。下議院二百九十六位新科自民黨籍議員中，有八十三位─將近三○％─是新人，其中許多即由小泉欽點的。拜此之賜，和過去比起來，自民黨相對已較為都會化、年輕化及女性化。更重要的是，某些最強硬的反改革石頭，已經被搬開了。

　　首先，儘管有這些進展，但若據以認為自民黨已是經過重生後的經濟改革政黨，那就太天真了。雖然反對郵政民營化的利益集團，其遊說代表已遭排除，但還有從農民到牙醫等其他利益團體的代言人。這次自民黨的候選人中，約四○％是下議院前輩議員的後代。另外的六 ○％當中，許多都只是名人─包括一位前選美皇后及一位烹飪節目的主持人─而非政策專家。自民黨籍的下議院議員中，仍約有半數來自農、鄉村地區。

　　其次則是，日本反對黨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一敗塗地，已使日本邁入真正兩黨政治的時間進一步延宕。競爭對政治和對經濟是同樣重要的，而但凡由政黨輪流執政的國家，其對環境變遷的肆應也會更快。

　　最後則是，現在還不能明確看出，小泉將如何運用他的新授權令。他的經濟改革還有太多不足之處。據傳他不耐煩於經濟性的事務，而他的行事則讓人覺得，不論是看結果還是看實質，改革彷彿都只是推動國家的精簡化而已。精簡當然是重要的目標，無庸置疑。但這樣還不夠。

　　如果暮氣沉沉的老舊企業，很容易就被較優秀的新企業汱換掉，即代表這個國家會享有最好的生產力及經濟成長。這又有賴勞動力的流動性。然而，日本企業的創設率及撤銷率，還有勞動力的流動性，卻都是工業化國家中最低的。套用日本內閣府的說法，這些存在於日本市場的拘泥僵硬之處，有助於說明日本對於資訊科技的重大投資，何以其資金效應遠不如美國。除非小泉首相親自出馬解決這些議題，否則許多不可或缺的關鍵性決策，就無法拍板定案。

　　即使是小泉力挺的郵政法案也會打折扣。按競選持所提出的政見，該法案應會將龐大的資金(將近三兆日圓)逐漸由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但是該法案未就變革的規模及時程許下保證。例如，根據提報給 小泉的改革芻議，日本郵政體系所屬的儲蓄及保險單位，不需要再將資金轉存到財務省，俾供盤根錯結、名為「財投(Zaito)」的準國營機構使用。然而這些各式各樣的財投機構仍然可以發行債券，其中有些還獲得政府的擔保。

　　小泉的支持者表示，他不得不減碼他的改革，以換取在下議院過關。如今小泉的權力已經無與倫比，他有機會扭轉先前在郵政改革、日本高速公路公司及其他相類似議題上所做出的所有讓步。且讓我們看看他會不會這麼做。

　　或早或晚，那些已在自民黨內部造成嫌隙的基本經濟壓力，將再度浮上檯面。自民黨內固然有許多出自都會區的改革者，但反改革的人也不在少數。後者由於擔心遭到報復，因此肯定將會投票支持「小泉 」的法案，但那不表示一旦小泉去職後，他們仍會那麼做。

　　日本人口日漸老化，若經濟成長無法更上層樓，則自民黨將無法滿足其所有選民的需求。儘管小泉在政治改革上明亮耀眼，但他的經濟策略卻還不敷所需。職是之故，雖然眼前有這樣的選舉結果，但自民黨還是不太可能成為推動日本必要經濟改革的載具。

　　(李鐏龍譯，英文原文刊於周一亞洲華爾街日報工商時報精選W4版 )

FRANKLY, I DON’T GIVE A DAMN

2005/09/22][中國時報/焦點新聞/A4版]

《名家專論》FRANKLY, I DON’T GIVE A DAMN

【管中閔】

　　前一回總統選舉所引起的漫天塵埃似乎還未全部落定，有些媒體已經迫不及待的開始討論下一次大選的可能人選了。對於誰可能出來競選二○○八年的總統，借用電影「亂世佳人」中的名言：Frankly， I don’t give a damn(坦白說，我才不鳥呢)。

　　大家早已發現，過去的總統選舉總是口號多於政策，情緒大於實質。各陣營都創造了動人的口號，並且竭力挑動情緒，訴求感情。而候選人除了要會忘情的呼喊「好不好」與「對不對」外，更要帶上厚厚的選舉支票本兒，以便許諾東邊建一座園區，西邊成立一所大學，而南來北往的橋啊路啊更不能少。雖然也有政策白皮書，但那是選舉時的急就章，候選人可不知道他未來要作些什麼。

　　選前既然只有口號與情緒，選後就別怨當選人治國無方，畢竟那一會兒根本沒人在意他有什麼妙藥良方啊！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關心更具體的東西，而不是那些看來理所當然，或者正在攘臂弄拳的政壇人物。唯有敢於面對台灣的問題，而且能夠清楚說明中心理念與治國藍圖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候選人。若我們仍舊只在乎人的「名」，卻不追究政策的「實」，再一次的選舉恐怕就難免再製造一次失望。

　　例如，全民健保固然代表了台灣在社會福利上的重大進展，但如今健保財務困窘，已到了挖肉補瘡，難以為繼的局面。有沒有人敢於檢討健保制度的存廢，而不只在健保費用或健保給付的枝節上作文章？又例如，台灣稅制的漏洞與不公之處俯拾即是。有沒有人敢於提出稅制全面改革的規劃與具體作法？我們要擴大稅基，但同時普遍降低所得稅以增加經濟動能，還是要調高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並對資本利得課稅，以符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除此之外，環境與教育等方面也都可能有不同的政策方向。

　　許多人一定更想知道，在兩岸關係上什麼才是對台灣最有利的長遠目標？我們還有什麼可能的選項？兩岸經貿能不能有不一樣的策略與規劃？經濟上要如何突破現有的困局並且進一步發展？甚至我們要怎樣才能爭取到國際空間，參與國際事務，而不會被遺忘在世界的角落？

　　最重要的，我們希望看到清楚的理念以及具體的政策選項。有心逐鹿的人如果有此理念，就當早些拿出來供大家思考判斷，如果已有具體規劃，又何妨讓眾人先睹為快？若現在什麼都還沒有，我們又何必鳥你會不會是候選人呢？一定有人嘲笑，這裡說的全是廢話與高調，台灣的選舉從來不是這麼玩兒的。然而以前有人認為選舉全靠買票，後來事實證明買票已經無效；以前也有人相信選舉只靠樁腳，後來樁腳也非靈藥。所以舊的作法不是不可改變，舊的勢力也不是不能搖撼。日本小泉首相的改革是大家熟知的一個例子，甫於十八號帶領基督民主聯盟在德國大選險勝現任總理的 Merkel則為另一例。許多德國民眾不介意 Merkel的東德與共黨教育背景，而且透過選票支持她有別於傳統的政策，如削減福利、勞工制度鬆綁，與大幅度的租稅改革等。

　　我們相信台灣的選舉不會永遠陷在無聊，無知，也無意義的口號與情緒當中。台灣過去從不畏懼改變，只要我們願意，台灣的未來一定也會改變。

　　(作者為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

等待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大覺醒！

2005.10.24　 中國時報
等待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大覺醒！
南方朔

近年來的台灣，由於政治言行脫離所造成的道德危機，以及立場決定是非對錯所造成的價值危機，還有政治正確凌駕了專業所造成的能力危機等已日益表面化，並在最近無休無止的醜聞弊案裡達到了高峰。

這些都是嚴重的徵候。它顯示出過去人們長期以來，由於對弱勢者的同情，以及因為對民主不切實際的幻想與期待，因而造成的姑息和縱容，業已到了「自作自受」的程度。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已不可能寄希望於政治人物，因為他們早已陷溺在腐化和濫權的網絡中，不克自拔，只有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大覺醒，重建批判力量，並恢復政治中應有的人性與常識客觀性。始可能替日益不堪的台灣保留最後一抹元氣，這是台灣迫在眉睫的事業，我們必須呼喚這個新運動的出現。
在野悲情 轉成政治資本

而在討論台灣現象之前，我們可能必須回顧西方一至四世紀脫離原始野蠻主義，以人性為基礎重建道德合理性的經驗。當代傑出女宗教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神學教授愛蓮．佩吉兒絲（Elaine pagels）多年前在她一部重要著作裡指出，在一到四世紀，乃是基督徒被羅馬帝國迫害的階段，由於被迫害者別無資本，只有道德資本而已。因而早期基督徒強調「生而為善」（Antexousia）的觀念，以此來對抗「邪惡」的羅馬帝國，但這種道德資本卻在西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後開始破滅─縱使基督徒成為君王，亦無法終止權力的野蠻貪婪和人間的不公不義，這意謂著邪惡並不專屬於羅馬帝國，也同樣在基督徒中，過去那種由於被迫害而形成的「虛假的昇華性」，其實只是一種假象，因而才有了聖奧古斯丁「原罪說」的出現。這個觀念到五二九年「奧蘭奇會議」時被教會全面接受，從此成為個人、教會、俗世政府承認自身會犯錯，必須警惕的開始，「原罪說」是道德人生與道德政治的開始。

而我們今天所出現的人生與政治道德混沌局面，不正是別人一千多年前所發生過的嗎？在過去將近卅年裡，人們由於對政治弱者的同情，以及對自由民主的期望，批判知識分子總是會以一種就過去而言並無大礙的雙重標準來對待在野的黨外和民進黨。縱使他們在某些縣市執政的績效並不如何，人們也都會在偏愛的情結下加以肯定。除了這種歷史情境造成的偏愛外，他們以悲情做為一種道德資本，也確實一定程度的被轉化成了政治資本。

批判空窗期 弊案滾雪球

而這種雙重標準，自從二○○○年綠色執政後，終於一步步加速走向它的反面：

其一，乃是過去台灣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知識分子批判力量，多少都和它有著盟友與共生關係，因而在綠色執政後，過去的批判者有的成了權力新貴，開始成為新御用，有的則基於情誼而噤聲，於是台灣進入了「批判的空窗期」，而任何政權都一樣，當缺乏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它就等於「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錯」（Can’t do nothing wrong）。於是，權力上的愈來愈大膽，大膽到無法無天，也就日益成為一種習慣，終於演變到今天這種「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對」（Can’t do nothing right）的結果。今天台灣的醜聞弊案已多到罄竹難書的地步，甚至於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他們所做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對的。這並非惡意挑剔，而是本質性的事實，因為這是在長期縱容下「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錯」所造成的。

其二，除了台灣政治在缺乏批判的縱容下日益無法無天，終於走向「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對」的惡劣結局外，我們也當知道，就在過去幾年內，統治集團為了進一步集中權力，其實也是同時在持續加工製造著各類以恨為本的「假記憶」，許多「假記憶」甚至都已成了新八股。舉例而言，當今台灣許多人都會琅琅上口的小學說方言被懲罰，每個人都自稱是「二二八」受害者，即是這種「假記憶」操作後所變成的新八股。人類的行為難免都會一定程度的選擇性的記得和選擇性的遺忘，但無論任何國家都極少有政府敢於操縱此類題目以期收割政治資本的─政府的天職就是要在促進和諧社會的前提下展開施政作為，當它在操縱分裂社會裡不受指責批評，則除了會造成悲情投機主義外，就已注定了台灣政治除了不斷的煽動、挑撥、惡鬥外，已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為。

意識形態優先 弊端獲得包庇

其三，由於持續的縱容和意識形態操縱，很自然的，權力極大化所造成的濫權，政治的反專業化日益加深，而這些弊病又都可以在意識形態立場優先下得到庇護，這時候，最惡劣的只問立場，不管是非即告出現，政治的虛無化與社會的虛無化遂告形成。台灣已進入沒有甚麼事是不能做的階段，由高捷弊案，那種似是而非的五人小組調查，林文淵分紅弊案等的強辯，已可印證整個台灣的政治的墮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因此，今天的台灣政治，其實早已到了就全球標準而言，都要讓人歎為觀止的程度。當只有權力是唯一的真實，其他如法律、語言，都可成為工具，這樣的政治就再也無法自我救贖。這時候，看起來最無用，但其實卻最有用的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他們的功能就到了走進時間表的時候。

緘默 就等於為極端主義背書

有關知識分子的角色，從來就理論極多，但由近代歷史已可看出，設若一個政治極端主義興起，以意識形態為工具而企圖混淆是非、顛倒對錯，而知識分子又格於政治正確的壓力而盲從或緘默，則這種極端主義就等於有了背書或少了價值上的制衡，最後必然走向最後的毀滅，而人民的福祉則成為陪葬的犧牲。也正因此，當代英美主要評論家史坦勒（George Steiner）遂指出，知識分子其實是有大用的。知識分子具有領導規範、創造標準的作用，知識分子，尤其是重量級的人物、或者一整群、一整代的知識分子拒絕緘默和共同沉淪，則他們看起來無用的聲音，卻可以造成價值、戒律、規範，甚至塑造出人們希望的社會。知識分子與統治者的戰爭是小老鼠對大象之戰，小老鼠永遠不可能贏，但大象卻會在監督緊盯下被迫必須節制。

而就在最近，我們已敏感的察覺到，面對台灣政治的日益不堪，對是非公義還有最後懸念，也還有恪極良知的知識分子，以及專業階層，在心以為危的急迫感推促下，已試圖有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新批判力量集合的時代似乎業已到來。而我們相信，只要良知知識分子不棄權，台灣就不會真絕望。

喜見部分學者覺醒 發出怒吼

因此，我們看到了兩度挺扁，曾經做為阿扁「道德圖章」的李遠哲，已收回了他的圖章。我們也看到一大群中研院院士，對當今那種歪曲歷史、民粹掛帥、排禦式的兩岸政策做出強硬的針砭，學術界已開始發出他們的聲音。而最值得肯定的，乃是稍早前在電視台換照問題上表現得令人相當不滿意的「媒體改造學社」，恪於已能在體悟到是非對錯後，敢於對陳水扁濫用及操控媒體，發表了嚴厲的指責。這是難得的表現，顯示出知識分子只要有決心抗拒權力的誘惑，知道人間還是有可為與不可為的界線，知識分子要重建出一個「批判社群」，其實一點也不難。而更讓人感動的，則是看到了前衛生署藥政處長王惠珀由於不甘為政治正確服務，因而下台，也在最近發出專業文官階級的不滿之聲。這些知識分子與專業階層人士雖然只是少數，但由整個社會的脈動，我們已可看出，他們其實已是台灣知識分子與專業階層大覺醒的先聲！

任何社會都必須有龐大的「批判社群」，這個社會才可免於在政治中沉淪。由最近台灣政治的不堪聞問和愈來愈無法無天，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又怎能不奮袂而起呢？（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有了五百億之後

2005.10.20　 中國時報
有了五百億之後
管中閔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原稱「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的審查結果終於在十月九號塵埃落定。在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時候，有些學者批評此一計畫目標不清，並認為建立國際一流大學是長久之計，不可能藉由這種短期而且定額的補助而成功。

這些批評雖然言之成理，但從現實面來看，目前的作法恐怕是不得不耳。大學多年來經費嚴重不足，已經影響到學術發展，許多政治人物卻毫不瞭解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可現在若沒有冠冕堂皇的旗號，任誰也無法從阮囊羞澀的政府中挖出額外的錢給大學；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正好是政治人物無法拒絕的理由。所以，誰不知道光靠這些錢並無法建立國際一流大學？（如果可以，一流大學也太容易達到了。）
但有此甘霖，即使無法讓大家雨露均霑，至少能紓解一部分旱象，使幾所大學不再捉襟見肘，而它們才有機會一展身手。

明乎此，我們關切的重點就不是這計畫能否在三五年內產生一流大學，而應該問，有了五百億之後，大學要作些什麼才能改善或健全體質，使真正的一流大學在未來成為可能。

過去提升大學的努力中，最常見的作法是「由上而下」。先從總計畫確定研究議題與主軸，再層層切割細分為各種子計畫與子子計畫，彷彿是國道工程發包，路線已定，所餘只剩施工。而為了確保發包的品質，又訂有各種績效指標：一年內須舉辦國際活動若干，在某類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又若干。於是為了符合總計畫的「高大」目標，各計畫中言必稱領域的「尖端」與「前沿」，而不問自己是否已在該議題上具備一定基礎或相對優勢。國際活動或許琳瑯滿目，卻不問自己是否已有能力與國際學界對話。學者們更只好藉著短期內論文數量的擴充來滿足各種立竿見影的要求。當大家習於「務虛」，研究就無法落實；當研究能量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自然不利於長期積累，也不能產生突破。經驗已證明這套由上而下的作法熱鬧有餘，卻不足以真正改變大學體質，提升大學研究。

總結來說，過去失敗的關鍵正是「重計畫而輕人」。主事者總以為訂出計畫，再依計畫去找人，就可以堆砌出卓越。如今則應以人為本來發展計畫，根據學者的研究成果認定相對優勢，再參酌國內的研究能量加以選擇性的推動或整合。這種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的過程或許費時甚久，但唯有如此方能培養出豐厚的學術土壤，也才有機會在國際學術界打開出路，形成優勢。

未來若能以人為本，對於優秀學者一定要分外珍惜與特別鼓勵。我們曾呼籲儘速打破學術界的平頭主義，這絕不是為了少部分的明星或大師而已，重要的是讓所有認真的學者（不論資深或資淺）都能得到辛苦付出應有的代價。這種實質激勵必須形成制度，一方面有助於維繫學者們的努力於不墜，另一方面則形成「市場訊號」，讓後來者知道努力的方向。如此近悅遠來，學術當然興旺可期，而那時我們就有機會產生一流的大學了。

有了五百億之後，可以是一個新的起點，也可以重回舊的循環。以台灣各大學的人才濟濟，我們當然寄予厚望。

（作者為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民進黨需要一面鏡子

民進黨需要一面鏡子


王麗美

台灣如果要選出今年貶值最快的詞彙，「改革」一詞一定可以勇奪冠軍，「相信」和「高道德標準」等詞也可望名列前茅。

扁政府近來百病齊發，決策失準、行政失能、行事偏袒、用人徇私，加上公職人員操守不斷傳出問題，在在重創執政黨形象。諷刺的是，黨政高層迅速壓制了青壯派所提的「新民進黨運動」，惟恐黨內改革籲求動搖了執政黨的正當性；但主政者對外卻還大言不慚地口口聲聲改革，好像改革是專為了改別人，不必革自己。

民進黨長期以來高舉改革大旗，似乎從來沒想到有一天要求改革的呼聲也會衝著自己而來。日前，李遠哲為十年教改未成向社會道歉，至少還表現了知識分子的幾分誠實。但二次金改被質疑目標空泛、圖利財團，陳總統卻仍自以為是地宣稱「我是玩真的」。陳水扁把自己的意志說得那麼偉岸高大，他顯然以為自己高居雲端，全然藐視底層群眾的不滿。

不錯，社會大眾對民進黨原來確具有較高的道德期許；但經過五年執政的磨損，光環幾已消失殆盡。如今執政黨的高姿態，倚恃的其實是它的「大權在握」；如果把自己的傲慢幻想成道德形象依舊在，那是自欺欺人。

然而，主政者似乎還未意識到自己道德形象的破滅；就在這幾天，主政者口中不知說出多少次「高道德標準」。陳水扁自稱是以高道德標準批准高捷案的雙陳辭職，也以高標準請檢調追查禿鷹案；蘇貞昌說執政團隊要以高道德標準自我要求，謝揆則誇贊林文淵依高道德標準辭職。

語言愈氾濫，貶值也愈快。試想，長扁等人口中的「高標準」，跟何智輝聲稱願依「高道德標準」退出司法委員會的標準，究竟還有多少差別？

民進黨的問題是，一直拿早年的國民黨為參考點來衡量自己，以為那就是「高標準」。也因此，它看不到自己的下墜和墮落，看不見自己在權力包圍中腐化衰敗的面貌。更可悲的是，它在短短幾年內掏空了「改革」的意義，耗盡了人民的「信任」，讓這些語詞變成了空話。

民進黨現在需要的，是一面乾淨的鏡子，讓它可以照見真正的自己。那樣，它才會曉得需要改革的不只是別人。

【2005/10/18 聯合報】

工商團體 誰老大？誰小卒？

工商團體 誰老大？誰小卒？

■ 記者射偉姝

9月，台灣毛巾業者向政府申請對大陸進口毛巾採取特別防衛措施，是台灣首例。工業總會與工業協進會都對外主張這是會內協助輔導的案子，然而「業績」到底該歸誰？

工總副秘書長蔡宏明與工業協進會秘書長孫北辰，都說他們所屬的工商團體經手了此一個案。毛巾案凸顯出目前工商團體普遍存在業務重疊及拚業績的處境。

工商團體以為企業喉舌、向政府提諍言為使命，但可與工總前理事長高清愿、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這樣相提並論的工商大老已難見。

藍色執政 三強鼎立，喊水會結凍

台玻總經理、工總監事會召集人林伯豐這麼認為：「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三大工商團體 (工總、商總、工商協進會)大老均擁有國民黨中常委身分，自然是『喊水會結凍』，現在政府聽不進工商團體的建言，加上企業家本來就遠離政治，為了兩邊都不得罪，自然是低調一些好。」少了對政府「嗆聲」，工商團體聲音自然「微弱了」。

換黨執政五年多來，政商關係重組，加上藍綠政治的分化與對立、各工商團體力圖爭取工商界地位等，三大的任務與重要性逐漸被其他工商團體分化。

昔日的「三大」，如今再加上電電公會、中小企協會與工業協進會的「六大」，但林伯豐邊嘆息邊苦笑說這是「六小」。具泛綠色彩的產經建研社、推動直航獲關注的工商建研會，也開始受到府院重視，若要嚴格來說，現在應是各具特色的八大。

不論是三大、六大還是八大，如今的工商團體，群雄並起、主事者各有其政治關係，業務、訴求議題不僅重疊，甚至檯面下角力動作連連。

黃茂雄接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時，雖然缺乏國際業務這一塊（由名譽理事長辜濂松領軍的國經協會負責），但黃茂雄政商關係良好，配合政府經貿外交也設中南美投資委員會，希望以工商協進會品牌經營出國際知名度。

綠色掌權 群雄並起，角力動作多

工業總會則由侯貞雄領軍，因製造業早年移往大陸，工總的大陸事務經營許久，工總每年大陸訪問團獲得中共官方重視，鎖定台商需求議題，每年會定期調查台商大陸投資情況，是工總特色之一。

電電公會也因電子業大規模移往大陸，大陸投資、台商需求也是電電公會主推的議題。每年9月電電公會公布年度台商大陸投資城市評比，受到大陸政府關切，電電公會並曾制度化訂下「報告出來，就到北京拜會」的每年既定行程。

電電公會理事長許勝雄與府院關係良好，與黃茂雄同為總統經濟顧問，近年來在工商團體聲勢中看漲。

民進黨大老洪奇昌發起設立的產經建研社，是最年輕的工商團體，但挾執政黨色彩，受到金融青睞。產經建研社採議題取向，如推動台商回台上市等。但洪奇昌表示：「我可不希望大家以綠系眼光來看產經建研社。」

因業務重疊，工商團體向政府爭取預算也被分散，主事者的政治資源就愈顯重要。工總4月舉行會員大會時就有會員提問，為什麼工總收入不如中小企業協會？侯貞雄回答地很直接：「政治關係與能否爭取到計畫大有關係。」

除了業務重疊各自較勁，關於台商投資的年度大調查，各工商團體執行調查的高階主管，甚至也會對彼此的調查可信度表示「不以為然」。

說到誰最大？侯貞雄與林伯豐認為，第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應是工總，因為會員涵蓋142個製造業產業公會，像電電公會在工總僅占七個會員，而像工商協進會的會員是個人或個別企業，因此工總最具代表性，政府應予重視。但目前工商協進會定期舉辦的工商早餐會，卻是工商界與行政院長及財經首長「唯一」定期溝通的管道。

不論誰最能向政府提建言，現今工商團體儼然陷入爭業務與爭最大的情結。要說誰才是工商大老？會員企業恐怕得費些心思「想清楚、問明白」。

【2005/10/17 經濟日報】

改革請務必慎重 可別十年後又是一聲道歉！

中時電子報｜論壇新聞2005.10.17　 中國時報
改革請務必慎重 可別十年後又是一聲道歉！
中時社論

一九九六年推出的教改白皮書，第一頁，就是李遠哲的簽名，他當年是教改召集人；二○○五年，在立法院，李遠哲首度承認：「我做的事有些錯了，譬如紓解學生升學壓力沒做到，反而加深」；當年，多少家長火熱上街頭支持教改，如今，上街頭反對教改的，一波又一波；多元入學、一綱多本、九年一貫、普及大學，甚至建構式數學、協同教育……，教改華麗炫目的名詞，一次又一次，讓學生、家長和老師茫然慌亂，教改有錯嗎？改革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嗎，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李遠哲道歉的兩個禮拜前的教師節前夕，有一份針對台北市老師做的調查顯示，七成一的老師不滿意現在的教育政策；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師認為教改政策沒有減輕學生的課業壓力；百分之八十一的老師還認為，目前的教改政策造成了貧富階級擴大。
教改，確實造成如李遠哲對眾多學生與家長所抱歉的「沒有減輕壓力」，它的影響還包括多元入學造成補習業再次繁榮、一綱多本增加學生負擔、建構式數學把學生教成笨蛋、九年一貫連不起來，高等教育學費昂貴，出現學生「考得取、讀不起」的現象……，教改似乎已經從一開始的妙藥變成了如今的毒藥，反教改已成了一股風潮，為什麼會如此呢？當初認同教改理想的人是多數，但教改執行之後卻引來怨聲載道，關鍵就在於做決定的人單偏己意、不願也不在乎大家的聲音，推動者忘了教育改革茲事體大，需要整個社會有清楚的認知、完整的配套措施，循序漸進才推得動；很遺憾的，當初就只在主事者「非做不可」的一聲令下，教改就莽撞上路了，以最受人詬病的教改政策之一的建構式數學來說，在未經審慎評估下，教育部就決定全國推行，當時許多基層教師都一再指陳這種教學法在台灣的教學現場不適用，不能把美國的那一套直接搬來台灣，然而「教改小組」和教育部卻完全聽不進去，結果實施之後果然窒礙難行；台灣對這種發展式教學法很陌生，需要時間消化與學習，但教改小組一味「猛推」，教育體系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被迫配合，因此教科書不知道該怎麼編、老師也不知道要怎麼教，大家手足無措、亂成了一團。

十年教改的結局不禁令人聯想到陳總統執意推動的二次金改與憲改。想當初，教改是在社會已有相當高的共識下、由頗孚眾望的李遠哲領軍，理應有不錯的成果，然而，由於躁進、貪快、偏執，配套措施沒有做好就逼著大家一起往裡面跳，結果如何，現在全國的學生、家長、老師點滴在心頭。二次金改至今，除了政府主其事者與少數得利的金控集團外，社會的認同基礎本來就十分薄弱，而鼓吹者自利色彩濃厚且人望不足，再加上在提高競爭優勢的利益還沒有看到之前，一場又一場由政府協力演出的金融大併購造成的勞資爭議、資源向財團集中，種種弊端卻已愈來愈明顯強烈，二次金改成功的機會能有多大？整個台灣正在為二次金改付出嚴重的代價，人心動盪、財富惡性重分配，真的有「動搖國本」之虞，難道在上位者真的感覺不到整個社會對二次金改的疑慮與害怕嗎？有什麼理由一定非要急成這樣呢？

二次憲改也是如此。在當前的環境與人民期待中，憲改究竟該不該列入政府施政的當務之急，相信真的對人民需求感同身受的負責執政者當了然於心，而修憲引發制憲疑慮所可能造成的朝野對決，屆時又將造成一連串空轉與虛耗的磨人過程，除了可以藉著憲改收割選舉副產品的政治人物外，不知道台灣到底還有多少人認為這是台灣當前的急務。

教改十年、錯誤連連，起碼還有個李遠哲說聲道歉，二次金改與憲改，現在就已經有解決不完的問題，若政府還是要硬上，只怕到時整個台灣的財富、資源、社會結構、國力與國家定位，都已經變化到說再多「對不起」都來不及了……，向人民負責、向歷史負責，執政者豈能一意孤行？改革必須慎重、慎重為之。

數位中心 沒機會？

005.10.17　 中國時報
數位中心 沒機會？
陳麗瑛

十月十四日時論廣場刊載嘉義市電腦同業公會林欽河理事長「別傻了，數位機會中心」一文，提出做法上的一些缺失。筆者作為當年鼓勵推動的學者之一，至為感謝企業先進能如此具體陳述政府推動方法之謬誤，願拙文能即時為政府及民間需求銜接，略補缺口。

教育部推動的「數位機會中心」以帶動當地文化或農林漁牧及觀光等特色產業發展為目標，想當然不會成功。因為許多偏遠地區的農林漁牧產品並非只要架構好銷售網站就會有訂單。若真有顧客上網訂購，則農戶只懂生產，中下游的產品（尤其是生鮮產品）運銷，運銷途中的保鮮設備及宅配到戶等商業服務團隊若無農漁會和運銷物流業者搭配服務，都會區的民眾不會感受到訂購這種新鮮食品，又可濟助貧窮鄉鎮的好處。因此，農漁牧產品應有農委會透過各地農漁會及運銷公司系統支援，才有可能成功。
若是其他土特產品，雖然即時運輸的需求沒那麼高，但市場競爭及運送問題亦需協助解決，則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方案就近協助尋找可搭配之業者，社區共同成長，就近扶持發展地方產業的模式，才可長期持續發展。觀光業則應有交通部觀光局的協助。經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團隊人才及經費也應整合。以發展地方產業特色為主的數位機會中心，由教育部主導其實是不倫不類的。不然，就得充分作到部會支援系統整合。

由林文看來，教育部推動資訊全民化犯了一個嚴重的由上往下分派資源的錯誤。四年內預計在一六八個鄉鎮地區，架構三百個數位機會中心，就是一個標準的好大喜功，政績吹牛模式。要有效推動社區文化保存，產業發展等，不必硬性規定多少時間內要成立多少個中心，而應採取由偏遠地區民眾或學校，結合當地願熱心協助之企業或公益團體，共同提出申請書，以三﹣五年為輔導期，方有可能成功。至於審核補助與否，則應考量偏遠地區民眾受益程度，自有資源（或自籌款）及運用當地社區資源配合情形等作為評估標準，並應由下往上作業。

回歸到教育部本業，教育部所推動的ｅ化教育或ｅ化學習則應以提升教學品質，均衡城鄉教育素質落差為要務。若以教育部預算執行ｅ化教育或ｅ化學習，在偏遠地區的「數位機會中心」應以學生能到中心使用電腦增進知識為主。因此，教育部需有相當豐富的學習知識庫及學生練習題庫為因應。

小犬今年剛考上台大資工系，該系在「計算機概論」等基礎課程上採用美國ACM的題庫，不斷累積其學習樂趣。作為父母心中甚為高興，因為相信經過這樣訓練的孩子，將來一定有國際競爭力。天下父母心，我相信鄉下父母亦盼望自己孩子不輸都會小孩。

「計算機程式」課的教授甚至有能力自行設計可讓學生人機互動而自己知道設計的程式達七分、八分，或十分的水準。這種超人能力當然不是一般教授所能具備。但是就國小、國中、高中教材，作這樣的ｅ化設計，供全國學生使用，應有不少合格的工程師可和老師們合作。如此投資應是相當划算的。我們國家有的是人才，就看教育官員有沒有用心求才而已！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你想通了嗎？

不論是個人生活或經由媒體報導，我們經常感到生活中無處不是問題，令人心煩不已。解決問題確有其法，不過，當我們冷靜、深入了解問題的根源後，會發現看似多如牛毛的問題中，實潛藏著許多「虛假」的問題。

　　何謂虛假的問題？在社會富足、資訊爆炸的今天，資訊豐富到令人眼花撩亂，訊息變化快過思慮下，對事物判斷易趨淺薄。然而，多元化社會同時帶來個人意識的抬頭，人們較過去更難忍受引發個人不快的事物；當個人期望與實際結果產生落差時，失望情緒也愈發強烈。個性激進者，甚而會將原來只影響少數個人的問題，透過媒體等各種管道擴大渲染為公眾利益問題，影響其他不相干的人形成一股力量，要求被認定為「應該對問題負責的人」出面解決，若未順其意即擴大事端。因此，面對問題前，先冷靜思考其為真問題或假問題，才不致陷入虛假問題的陷阱而不自知，並能專注解決真正的問題。

　　釐清問題的真實性後，面對真正的問題時，須有一個認知：甚少問題能以單一方案解決，而須由不同面向，分頭淡化問題。以書中的雷龍大廈電梯不足導致房客串聯抗爭的案例而言，解決問題的方案除了分樓層使用不同電梯、分散上班時間等有形的規定外，還須搭配無形做法，譬如公布電梯承載量分配圖、提供充足的資訊給房客、引導不同屬性房客自動避開尖峰時間等。這些不同面向的解法，單獨使用都只能解決局部問題，但配套提出後，卻能大幅降低問題的嚴重性，到一可接受的範圍內。

　　企業經營無時不刻面臨問題的發生與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會發現，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可「百分之百」被解決的問題。誠如書中所言：「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是下一個問題的根源」，一個有利於某面向的方案，代價往往是犧牲另一面向的利益。因此，如何透過溝通、妥協(compromise)的過程，尋求最適(optimized)的解法而非完美的解法，降低問題的衝擊降到多數人可接受的範圍內，即為好的解決方式，否則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滋生新的問題。

　　本書運用淺顯易懂的案例，引導讀者去看一群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易因自利、誤解等因素而使問題被放大的過程，讓讀者以旁觀者的角度，體會到問題產生的可笑，從而思考自身如何避開此一陷阱。《你想通了嗎？》是一本既輕鬆、又可幫助自己認知問題的本質、思考問題解決技巧的好書。

舉國上下都應修「人口老化政治經濟學」

2005.10.14　 工商時報
舉國上下都應修「人口老化政治經濟學」
工商社論

陳水扁總統在國慶日宣示將推動六項改革，其中最受矚目者，係改革軍公教退休金一八％優利存款制度，使退休後所得替代率不高於九成，且追溯既往生效。本案勢必然引起眾多軍公教人員強烈反彈，其妥適性與利弊得失，本報前天社論已詳加剖析。我們今天想強調的是，台灣地區老年人口正逐年猛增，未來各式各樣的老年福利與津貼支出，會逐年快速增加。凡事應慎於始，尤其今年底縣市長選舉即將開跑，已有多位候選人準備將敬老福利津貼加碼，果爾，對財政的負面衝擊將遠高於一八％優利存款制度。我們鄭重呼籲，此次選舉朝野政黨勿對老年福利競相加碼。

台灣近年人口快速老化。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在今年底將達二二○萬人，約佔總人口數的九．六％。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至民國一百二十年，老年人口數將增至五六五萬人，佔總人口數二五．三％。老年人口在二十六年間增加約三四五萬人，平均每年增加約十三萬二千人。現今，六十五歲以上退休人口，扣除已領取軍公教退休金及優利存款者外，其他約有七成領取各式各樣福利津貼，包括老農津貼、敬老福利津貼、中低收入戶津貼等，這些都必須靠政府編列預算或舉債支應，屬於「隨收隨付」社會安全制度。近年政府財政日益困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退休、養老給付及老人津貼暴增所致。以一八％優利存款利息補貼為例，過去五年從三四七億增至五六○億，增幅約六成。其他如老農津貼、敬老福利津貼等，支出增幅亦接近此一數字。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未來老年人口繼續猛增，速度會比過去幾年更快，而前述老年有關的社福支出，更將「一瞑大一吋」，如滾雪球般擴大，終至排擠政府各項正常政務推動，迫使執政者不得不另闢蹊徑，推出各種特別預算，政府財政快速敗壞，未來世代必須面對高額公共負債，許多年輕人因此不敢生小孩，且老年福利也排擠婦女、兒童福利，有識之士因而發出「金搖椅正取代搖籃」的警語。

除了各種老年津貼外，全民健保壓力也日增。據統計，現今二二○萬老人，每年支用全民健保經費約一千一百億，即平均每人每年約五萬元，而六十五歲以下國民平均每年支用健保約一萬元，前者是後者五倍之多。可預見隨著人口快速老化，全民健保支出也會「一暝大一吋」。但在制度設計上，許多老年人卻可少繳甚或不繳健保費。這將使「跨代負擔失衡」情形更嚴重。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過去設計各項制度時，很少考慮人口變遷所產生的影響，以為預算支出在本期可軋平即可，完全未考慮人口老化會使這類支出自動逐年膨脹。在推動重大公共建設（如高鐵），也未估計人口老化、人口減少的負面衝擊，從而高估運量。依目前台灣人口趨勢，許多公共建設都會陷入深不可測的「財務黑洞」之中。

面對前述棘手難題，我們認為朝野黨派都難辭其咎。在二千年綠色執政之前，國民黨決定開辦老農津貼，目的當然是鞏固農村選票；而高鐵案也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決定動工。至於一八％優利存款，更已實施了幾十年。在民進黨方面，八十年代初期，即以「敬老津貼」為縣市長選舉政見主軸；陳總統在第一任期間，決定全面性開辦「敬老福利津貼」，並將老農津貼加碼至四千元。這些措施都加重了台灣財政困境。

世界各國經驗都顯示，各種社會福利有「易放難收」特性，且又以老年福利為然，甚至有自動擴大傾向，因老年人有投票權，投票動機又特別著重維護自身福利。在西歐人口老化國家，老年人投票率特別高，退休金是選舉頭號議題，甚至有「退休金黨」出現。現今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居全球第一，各項問題紛至沓來，如何防杜財政破產，避免巨債遺留子孫，所有政治人物與全國國民，都應該修「人口老化政治經濟學」這門課。

令人憂慮的善意

2005.10.14　 中國時報
令人憂慮的善意
陳君山

新聞局長姚文智突然決定將金鐘獎入圍名單延後公布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似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姚局長接續對媒體的發言，究竟是「全力滅火」抑或「助長火勢」更令人不解。姚局長坦言，整件事情決策在行政程序有二大瑕疵：首先，金鐘獎評審辦法詳細內容他沒有看清楚；其次，決定延後公布入圍名單時並未告知評審委員。不過，姚局長特別強調，他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姚局長的「善意」不禁讓人聯想到前新聞局長林佳龍對於發給老三台為期三個月的臨時執照，遭到中視強烈反彈及批評所提出的說明，當時的林佳龍局長認為，廣電法明訂九十四年底黨政軍要退出無線台的經營，新聞局只是依法行政，在政策面要求三台在改善計畫中，訂出釋股計畫，以確保黨政軍如期退出，這是一種「善意的」期待。對照前後二位新聞局長的談話，難免讓人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中華民國的新聞局長的「善意」還真是多。
遺憾的是，二位新聞局長沒有搞清楚的是，不論是以「善意作為出發點」或是所謂「善意的期待」，其實本質都一樣，都是一種對於公民自主性的干預與壓迫。政府官員祇要恪守依法行政的行政首要原則即可，實不應該動輒提出以「善意作為出發點」或「善意的期待」此類含糊不清的言辭，卻以真實的權力手段逼迫他人接受此等的善意。

猶記筆者過去擔任公務員時，所轄公營銀行招考業務員，考試資格明訂限男性報考，筆者詢問該公營銀行人事主任時，得到的答覆為：這是一種「善意的排除」，因為業務員經常要在外奔波，對婦女而言，過於辛勞，是以，排除女性報考。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善意的」邏輯呢？業務性質是否辛苦、能否勝任，應由應考人──尤其是婦女，自身來做判斷，而非由這些公務員們基於「善意的考量」逕行排除而剝奪其工作權。

德國社會學家哈伯馬斯曾提出所謂「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概念，意指國家逐步地脫離了溝通的基礎，各種折衝協調的效能不再透過各種溝通行動來達成，反倒是透過普遍化的權力來獲得。立基在權力之上，國家透過系統性的干預將生活世界殖民化，並且以一種不願溝通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的一種系統性干預。

當時哈伯馬斯提出此一概念的背景，正值當時德國國家力量透過各種「福利的」、「善意的」名目，以各種所謂「正當的」法律化的手段，干預了原本生活世界中屬於家庭、社區的各項事務，從而逐步地侵蝕及破壞家庭與社區自身原有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並形成一種對福利國家的依賴性。提出此一概念，旨在喚醒民眾，對國家官僚化力量的擴張過程─尤其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一種注意與反省，因為那樣一種透過「善意的」、「有利人民的」軟性殖民手段，往往快速地侵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而不自知。

坦白說，整個事件若是因為姚局長對業務相關法規的不熟悉，而導致行政程序的瑕疵的話，倒是情有可原，但若是基於「善意作為出發點」而漠視相關法令規範的話，反倒是姚局長應當引咎下台的不二理由。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別傻了，數位機會中心

2005.10.14　 中國時報
別傻了，數位機會中心
林欽河

一位加拿大牧師百年前來到台灣傳教，期間受人辱罵、潑糞、甚至被丟石頭。馬偕博士一手執鉗、一手抱聖經為當時台灣住民拔了兩萬一千顆牙齒，所謂「鬍鬚番仔挽嘴嚙免錢」。如果您受過蛀牙神經刺痛之苦，就了解馬偕博士知道方法。不但有效地服務當時住民，也傳播了福音。政府為縮短城鄉數位落差，陸陸續續在偏遠地區建置了不少配備電腦設備之「數位機會中心」，目前雖然達成了一些成果，但主事者還搞不清方法，急功近利，計畫雖然偉大，卻不敵偏遠居民切身的問題重要。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到澎湖將軍社區數位機會中心主持開課典禮，卻有當地村長向次長請命，希望教育部長期補助，否則「只生不養」，數位機會中心明年二月後只有停擺。數位機會中心布點協助偏鄉ｅ化用心良苦，原應是政府政績民眾喝彩才對，然而方法確有問題。我們實在不忍看到教育部的用心反而成為到處散布的地雷，補助用完便爆炸，澎湖數位機會中心只是其中一個。
澎湖的數位機會中心，係由社區自行管理，開放時間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提供電腦系統供民眾使用，目前水電管理人員費用概由政府補助，教育部在輔導期間開班授課，辦理電腦研習活動與電子商務經營培訓等課程，希望藉由社區網路行銷當地特色產品增加收入，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而政府在全國一百六十八鄉鎮社區，四年內預計架構三百個數位機會中心，今年擇定三十五個，澎湖縣有五個。十月初另一批雲嘉十三個數位機會中心的規畫開始作業流程，可惜「雲林縣及嘉義縣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輔導計畫」內容依循舊制，澎湖那位村長的話也只是放一個鞭炮的效果而已，並沒有引起主管單位的重視。

數位機會中心架構了深山僻壤與世界接軌的遠景。試圖培訓當地數位志工、電子商務經營人才，協助輔導當地民眾經營電子商務，拓展促銷當地農特產品及產業景點，直接打開外銷市場。然而這些豐富內容並非短期的輔導就能達成，每個目標其實都需要長期的耕耘，就以「雲林縣及嘉義縣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輔導計畫」六個月輔導期過，恐怕不會電腦的還是不會，商務網站建置起來，就是沒幾個人進來，到時成果會發表熱熱鬧鬧，長官致詞風風光光，輔導任務完成居民自生自滅。

以「數位機會中心」深入偏遠地區，帶動當地文化或農林漁牧及觀光等特色產業發展，進而創造經濟生機。目標沒錯，但是從中寮鄉全台第一座社區數位機會中心正式揭幕至今，有幾個數位機會點為當地居民創造了商機，因而改善了生活？

如果偏鄉數位機會中心定位在社區ｅ化學習，無疑是成功的。如果要經營電子商務及其他文化性任務，方法不是這樣。在台北辦公室吹冷氣規畫數位機會中心架構的專家，華麗的文字排陳、偉大的企畫，怎能了解農民一甲土地稻作一年收入才十幾萬、茶農碰到不是茶葉收購的問題、一位熱忱的石猴雕刻家每月靠五六千元過活、山上賣羊肉批發小販的四個小孩晚上分配時間搶用電腦，其中最小的弟弟還會半夜偷偷爬起來玩 game。農漁產品保鮮、運送、產銷問題、市場競爭…，電子商務並非教民眾作作網頁，把東西放在網站上就可以行銷全世界。

許多地方設施需深確了解當地居民需求，並非錢撒下去就可達成了目標。也不是一本規畫書稍微修一修，就可以一用再用放之四海皆準，僵化的規定忽略了地域的異差性。

我實在想不通，一個地處嘉義縣深山的數位機會點，每天開放時間必須硬性規定為上午九時到晚上九時，其意義在那裡？布點協助偏鄉資訊化應用能力，其用意在於提供釣竿，那知這支大都會的釣具會是偏遠居民的眼裡耗油的進口車，為輔導期過後的經常費用而傷腦筋。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城鄉落差，其實「數位」兩個字就需要花許多時間解釋。

在澎湖，教育部范政次提供當地居民，輔導後以網路銷售特產，增加收入維持營運之妙方。我說：別傻了，又不是不懂電腦就什麼都不懂。

（作者為嘉義市電腦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公教存款優利，有其道理

2005.10.13　 中國時報
公教存款優利，有其道理
溫英幹

最近陳總統談話要考慮調整退休軍公教人員百分之十八優惠存款利率，銓敘部也將進行修改規定，調降十八％優息存款額度，而且最快今年底即可實施。有些人認為「目前已是零利率時代，應維持社會公平」而主張將優率存款制度廢除或調整（本辦法已不適用於一九九四年後進入軍公教系統的人員）。其實這種看法只看到局部，而沒有考慮整體，也是本末倒置的看法。

退休軍公教人員之退休金到目前為止都是「恩給制」，也就是說，除了本人每月自薪資中扣繳小部分一定比例之款項納入退休基金外，政府財政負擔大部分退休金。一般恩給制退休金之計算及領取有三種形式：領月退、領全退，或兩者按規定比例混合發放。在計算退休金時都會考慮退休人員預期餘下壽命及服務年資等因素，利用複雜的精算方法計算出每位退休者的退休金，並用一種接近資本預期報酬率的貼現率來換算成「現值」（即未來每月應領取之金額一一折現成退休時之現金總值。）貼現率越高，現值越低，所領全退額就會越低；反之則全退額越高。
就以筆者所熟悉之美國方式而言，退休人員所領的全額退休金是假設這筆錢可由退休者自由支配，投資在比設算的貼現率高的標的物上，來過比單領月退更好的生活；或利用這筆全退額來從事別種用途，例如還清房貸。因此一般所用的貼現率就較為保守（約百分之四至六），大致接近退休時的存款利率。

台灣的情況則不太一樣，因當時政府財政無法負擔低貼現率來給較高的全退額，而選擇了較低的全退額（至少是隱含這種用意），也就是較高的貼現率，然後再用高存款利率，使採用全額退休者能維持與月退者相當的收入。這也隱含政府是採用隨收隨付的方式，以現行稅收來支應過去退休者的退休金。

我們可以用以下「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退休金經過精算後每年可領到六十萬元（相當於月退金五萬元），平均預期可領取時間為二十年，在計算全退時就要考慮用哪種貼現率來計算全退額。假定採用百分之六貼現率（大約是美國一般公司恩給制的算法），可用財務計算表算出全退額大約為六八八萬元（半退則依一半比例，餘類推）。假如用百分之十八的貼現率計算，全退額就減少到三二一萬元。退休者對這部分不領月退（五萬），而選全退，將領到的全退額三二一萬元，放在百分之十八優率存款中，則退休人員實際在領取退休金時就已犧牲了巨額全退金。

他們每月領取的本來就不是目前的利率報酬，而是「退休當時」的預期報酬或恩給金制。因此我們不能只看百分之十八「優利」而眼紅的認為退休人員收受了高額利息。通常領取優惠利率後，其每月總收入應該和領月退者相當。領取高利率的退休者也不必心虛，以為自己領的真是高利率存款，事實是：選擇領全退額的金額本來就已縮水。以目前低利率的理由，想來降低這些人的存款利率，對他們是種嚴重失焦的剝削，反而違反社會正義和公平，而且也是政府的背信表現。

其實如眾所周知，政府當時用高貼現率原因，主要是要減輕財政的負擔，除非改變貼現率，讓領全退者拿到較高的全退金，政府實不宜將這些退休人員的利率降低。如果訂定新辦法，在適用舊辦法下的退休者，也應享有「祖父條款」的保護新法，不溯既往，即過去適用者應不受新辦法的規定與影響。

最後，有人批評台灣軍公教退休人員待遇過高。這是指退休金每月收入和退休前月薪之比例（稱為代替率）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相對而言的確非常高。主要原因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人均所得大幅提升，軍公教人員的薪水也水漲船高，計算退休金的公式可能沒有多少改變，才產生這種現象（大陸亦同）。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成為別的行業眼紅的對象，但卻與優利存款沒有太大關係。

（作者曾任世銀年金管理局高級經濟研究員，現為東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尊重程序正義，我退出金鐘評審

尊重程序正義，我退出金鐘評審
蔡國榮

　記得喬治史考特曾經說過，演技是最難比較的，不像賽跑、跳遠或跳高，那一剎那他或她就是跑得最快、跳得最高或跳得最遠的人。有誰能說誰比誰演得更好？究竟是好0.1秒呢？還是好0.1公分呢？既然，演技是那麼難評比，我認為程序正義就更重要了。不僅演技而已，凡是涉及藝術的評比，都是如此。

將近20年間，擔任過許多次有關影視藝術的評比，從來沒有像這回評審金鐘獎那麼困擾，我不在乎將電視戲劇類重新劃分為單元劇組與連續劇組，是否不尊重評審，但我覺得應該堅持程序正義，對於在公布入圍名單之際，突然改變規則，完全不以為然。得知此事已於昨晚重新議決執行，我尊重決議，尊重金鐘獎，也尊重自己對藝術評比的理念，我將婉謝再參加接下來的金鐘評審活動了。

藝術評比難脫主觀，公正的藝術評比，是盡量在主觀中力求客觀，跟著規則走，便是一種客觀，臨時改變規則，當然就有失客觀。早在評審會議時，我就曾發言表示，單元劇與連續劇合併評比，實在並不公平。但是一旦規則確認，我以為不能驟然改變，就算改變也不能溯及既往，應該在下一屆執行。唯有如此，才能確保規則的公正。

評審規則當然可以修改，坎城影展與威尼斯影展都改過多回了，原先只有最佳男女演員２項獎，後後增設為男女主配角４項獎，在最佳影片金獅獎、金棕櫚獎之外，後來也增設評審團大獎。和奧斯卡評審範圍相仿的金球獎，卻把獎項分為戲劇類與音樂喜劇類，得獎人幾乎是奧斯卡的兩倍。可見評審方法不限於一種，端看如何制訂規則而已。

回顧歷屆金鐘獎，單元劇與連續劇分分合合已有多次，正意味著爭議早已存在，改變規則也屬理所當然。不過，要改必須事前改，在報名前修訂並公告周知，是最順理成章；在評審展開前修訂，還勉強可以接受；到入圍名單揭曉之際再修改，就難杜悠悠之口了。

如今新的金鐘獎規則是將各項補行提名為５名，等於增額提名１倍，如此不影響原有入圍者的權益，將傷害降到最低。然而這對新獲提名者卻未必公平，這不等於意味著新的提名者是陪榜性質？萬一經過論辯後，新提名者後發先至反而成為得獎人，那麼豈不又引起諸多無謂的揣測？而且，戲劇類可增加分為２類，是否可以再增加一種公益類？綜藝節目是不是可以分得更細？更多類？凡此種種議論，相信都會對金鐘獎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我欣然見到金鐘獎將單元劇與連續劇分開評審，但是對於倉卒改變評審規則，影響程序正義，卻深深不以為然。

（本文作者為本屆金鐘獎電視戲劇類評審委員）

遙想當年民進黨批國安會的宮廷政治……

2005.10.12　 中國時報
遙想當年民進黨批國安會的宮廷政治……
中時社論

阿扁總統最近努力提倡憲政改革，所採的一項重要理由，就是現行憲政體制紊亂，不能解決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由不同政黨控制時所出現的政治僵局。在提倡憲政改革的過程中，總統憧憬由下而上的憲政改革，因此主動表示憲改的方向為何，態度開放，對於總統制或內閣制，均無偏好或成見，只要台灣能夠凝聚共識就好。

研究憲政改革的體制方向是一回事，在憲改完成之前依據現行憲法如何從事體制運作是另一回事。即使假定憲法會被修改，施政仍然必須依據現行憲法，不能因為是否預期憲法會生更迭就成為不依憲法運作的藉口。不管是否喜歡，台灣現行憲法建立的是雙首長制，而且是朝向總統制傾斜的雙首長制。但是，不論雙首長制是否朝向總統制傾斜，作為雙首長之一的國家元首，也就是總統，其權力不可能到達比總統制的總統還要巨大的程度；台灣的總統，享有實權，也被期待掌握實權，但是憲法上畢竟還規定著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是行政首長，應該領導行政體系依據憲法向立法院負責。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不能不尊重行政院的職權，那是對於既有憲政體制最起碼的尊重。
為什麼要談到這些原則？因為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國安會在政府決策裡的角色定位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背後，則是總統的憲法角色定位。輿論最近注意到二次金改推動的過程中，還有榮邦計畫的形成等政策裡面，國安會人員位處的關鍵地位。從政策性質來看，榮邦計畫是外交政策的環節，國安會做為總統的幕僚單位，對於國家元首的外交活動，參贊其間，或屬理所當然。相對的，二次金改的推動，與榮邦計畫的性質顯然不同，如果也有國安會的積極參與，就有細究其故的理由。因為，要是二次金改是由總統而非行政院主導其事，可能必須讓國人明白知道其道理所在。

國安會，在憲政上的定位為何，其實不是新問題，民進黨當年作為一個長期的在野黨，不會不知道國安會的原始來歷。國安會的前身是動員戡亂機構，早期被黨外人士視為憲法的違章建築，是總統襲取行政權的機構工具。後來載入憲法增修條文，國安會做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的幕僚單位，當時的在野黨，包括民進黨與新黨在內，曾經激烈反對，國安三法通過時，立法院全武行演出，連議事紀錄也無法完成，並因此成為大法官嗣後做成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的基礎事實，歷史紀錄，班班可考。我們今天固然不必再如民進黨當年一樣質疑國安會是違章建築，但是國安會做為幕僚機構而非決策機構，以及「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八字的解釋不能無限擴大無限上綱，應該都是總統耳熟能詳而不待詞費的道理，應該不致因為朝野易位就可將以往的憲政教訓置諸腦後。

講得更明白一些，國安會做為總統的國家安全幕僚，與行政院相比，絕不能駕凌行政系統之上成為太上行政院。這一個名詞，民進黨人應該均不陌生。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不是總統的幕僚；這不會因為總統可以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而有所改變。榮邦計畫是否與國家安全有關，我們不敢遽下結論，但即使有關，也不能因此即謂行政院與立法院不能過問榮邦計畫。二次金改如何與國家安全有關，我們更感懷疑，由國安會主導二次金改而將行政院與立法院拋在一旁，那是憲政上不可思議的舉措。蔣介石總統時代，透過國安會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尚且知道應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案經過正式立法後為之。如果在雙首長體制之下，總統可以因著國安會的運作，一方面對行政院任意指使，另一方面則視國會如無物，那不但不符雙首長制的憲法規範，為內閣制所不能想像，也將是總統制裡的總統對於國會所不敢有的態度。如果容許這樣的憲政怪獸肆虐情景出現，只怕會讓任何推動憲政改革的正當性喪失殆盡。

當年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動輒將國安會指為宮廷政治的淵藪，今日視之，會不會引發旁觀者思古之幽情？我們不願任意斷言，但是必須在此提醒，即使不言威權時期的宮廷政治是否再現，府院政策運作的模式，如果出現國安會從中運作的身影，並不是以國家安全的核心事務為其範圍，而是連當然應由行政院主政的事務都要橫加干涉，那麼即使引起外人某種家臣政治順著某種政黨內部派系脈絡相互傾軋的聯想與疑慮，也將不足為奇。因為在民進黨執政五年之後，若竟出現國安會恢復活躍的政治場景而不引人側目的話，未免就真將台灣人民想得過度健忘了。

我們衷心盼望，蔣介石總統時代的夢魘，不會在廿一世紀的台灣再現！

走鋼索

走鋼索

■ 林政鋒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還可怕」，萬一決策錯誤又弊端叢生，結果會怎樣？想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政局混亂，不斷延宕台灣經濟的發展，全民至今仍身受其害。而政府近年來的施政，又爆發出諸多問題，包括二次金改、高雄捷運弊案、台灣高鐵爭議、股市禿鷹案等，都對台灣虛弱的投資環境雪上加霜。

以台灣高鐵為例，這曾經是全民寄予厚望的重大工程，如今無法如期通車暫且不論，經過專家學者的研討後，發現後續可能要再投注龐大的資金，才能轉危為安。

而當年與台灣高鐵競爭的中華高鐵早就點出，台灣高鐵的財務評估過於樂觀，甚至根本不可行，但不為政府採納，台灣高鐵出線是否為錯誤決策，實可受公評。

另一方面，高雄捷運弊案、股市禿鷹案引起全民公憤，執政統治基礎已被深度耗損，但是代表公權力的檢調動作被批評牛步化，坊間版本卻一集比一集精彩，時間拖得愈久，對政府威信的打擊愈沈重。

看來，台灣重大決策欠缺嚴謹，是否已衍生出比貪污還可怕的後遺症？此外，位高權重者與紅頂商人需索無度，弊案陸續浮上檯面。決策欠嚴謹，弊案又頻傳，彼此交相害，現在台灣的處境簡直就跟走鋼索沒有二樣。

【2005/10/12 經濟日報】

隨興式施政 上行下效

冷眼集》隨興式施政 上行下效


本報記者李順德

行政院長謝長廷「隨興式」施政已傳染給他的弟子「姚文智」。台北火車站二樓商場暫緩招標案如此，金鐘獎已確定入圍名單時又想增列戲劇獎項也是如此。這樣的施政風格，不只傷害體制，也將失去人民的信賴。

事實上，了解台北火車站二樓商場標案內情的人，都知道此案的背景。由於二樓長期被金華百貨占用，中央損失鉅額租金，每到假日，二樓商場也淪為外勞的聚集地，中央擔心失控引發治安問題，才急欲收回重新辦理招商。

姚文智說，他提影像主題火車站構想已一個月，主要「創意」是想打造台北車站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影視主題」火車站。他並向林陵三提出他的構想，獲林陵三正面回應。

但不管林陵三有無高超的理想和憧憬，都難以向台鐵、廠商做交代，而林陵三敢無視於招標已經在進行，就答應姚文智暫緩招標，其背後原因值得深究。

姚、林這樣的作法，在法律的程序上，何止粗糙而已，形同破壞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朝令夕改，先提出招標又隨意停止招標，坐令廠商已準備好要入主台北車站二樓商場，這樣的衝擊，難道不會傷害到對ＢＯＴ投資意願嗎？這也難怪，謝揆主政的九十四年推動ＢＯＴ案是三年來最低的一次。

謝揆經常上演的隨興式施政，他的化妝師姚文智真是發揮得淋漓盡致，竟然一天內上演兩檔，令人錯愕之餘，只有隨官老爺高興了！

【2005/10/12 聯合報】

五年五百億 能打造一流大學？

五年五百億 能打造一流大學？


李家同／暨南國際大學資工系教授（新竹市）

五年五百億的計劃終於定案了，看來勢在必行，雖然我們好幾位退休的大學校長曾經上書謝院長，也不見下文。雖然木已成舟，但我仍要將我對這個計畫的意見寫下來，至少做一個歷史上的見證吧。

首先，何謂世界一流，或者世界前一百大學，究竟誰能有絕對的權威來作此排名？教育部官員私下會說將來就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所做的研究報告。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因為我們政府一直不肯承認任何大陸大學的學籍，如何能將他們一所大學所做的報告作為政府決策的重要根據。我們應該問的是：那份排名所使用的參數權重，是怎樣決定的？這些權重決定了排名，我們為什麼輕率地接受了這種權重？

如果無法判定何謂一流大學，也無法判定前一百名的大學是那幾所大學，這個計劃的目標就變得很奇怪，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目標達成了沒有。政府花的錢全部來自納稅人，可是撒下如此龐大的銀子以後，卻又不能知道目標達成了沒有，在所謂重大建設上，這種事情史無前例。

這次評審，清大和交大都比不上成大，理由是規模不大，但他們又承認清大和交大是很卓越的，這豈不自相矛盾了。如果一定要有規模，才能卓越，目前的清交兩校，規模都不大，但都很卓越。台大規模大，也很卓越，有些大學就只有規模大，但不卓越，可見卓越與否和規模毫無關係。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都不是規模大的學校，但誰敢說他們不是一流大學呢？

辦教育，是不應該「急功好利」的，五年五百億給了出去，一定會有很多大樓因此被興建起來，很多大學的實驗室設備也會充實了很多，但是，這就能在五年內，使這些大學成為一流大學嗎？不可能的。因為好的大學不靠大樓，而是靠大師。可想而知的是，很多大學一定想請大師級的教授，但是五年以後怎麼辦呢？五年以後，這些大師級的教授恐怕只好離開了。

最奇怪的是，教育部又要教那些拿到補助的大學多招收學生，如此一來，學生的素質豈不又降了下去。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定要有一流的學生，多收學生，是只會降低學生品質的。多收學生，就要多請教授，現在因為有了五年的補助，還可以應付老師的薪水，將來怎麼辦呢？難道要大學解聘那些教授嗎？

為什麼教育部的好意，變得令大家困惑，起因於我們不該用特別預算來打造一流大學。對於已經相當有成效的大學，教育部給予補助，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一定要細水長流，如果台大需要造某某大樓，因為它是國立大學，政府就應該補助，但實在不必忽然給予如此巨額的補助，這種巨額的補助，不可能沒有浪費的。

何況，教育部如果真的要將台大變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必須使台大有能力提高台大好教授的薪水，也要使台大能以高薪聘請世界一流的教授來任教。教育部應該協助台大建立永久性如此的機制，台大才可能和世界其他的名校競爭。教育部始終沒有替台大建立這種機制，是不可能期望台大能變成世界一流大學的。

一流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學生，現今這些名校學生的程度如何，他們的老師最清楚。吳大猷院長曾經對台灣物理系學生作過好幾次測驗，結果都不能使他滿意。我們如果真的要想有幾所一流的大學，不妨請這些大學替他們的學生設計一種特別的課程。如果理工科的學生因此而在數學，物理等等學科有深厚的基礎，他們將來的成就也會更高。我目前常讀論文，一旦發現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也一定同時發現這位作者是學數學出身的。學文、法的同學，我們應該使他們在語言，歷史等等學科上有更好的造就，有了程度越來越好的學生，學校也會變得越來越有名。

辦教育，要動用特別預算，就非上策也。特別預算，都一定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而且我們納稅人可以清楚地知道目標達成了沒有。但是這個五年五百億的計劃，五年以後，如何驗收呢？

【2005/10/11 聯合報】

五百億的一半

2005.10.10　 中時晚報
五百億的一半
中晚社評

500億的一半，是二百五。5年500億計畫，到最後讓人有一種「二百五」的感覺，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因一：為什麼規模大就是好？國際一流大學又不是只看規模，多少世界著名優秀大學，是以專業見長。美國大學排名也以理工、商、文、法律等來排名。此次計畫最讓人不可解者，是要求清、交合併，以塑造一個大規模校園。而成大則是「含淚」進行法人化，有如非常委屈，為錢賣身的意味。但清、交明明有其屬性與傳統，硬要合併，根本不可能。此次清、交被列名在第三、四名，有人說這是對他們不願合併的懲罰。成大排名第二，是為了表示贊許，或是南北平衡。然而，清、交二校在計畫中獲得的經費加起來，恰恰好比成大多一億，這又是什麼意義呢？是安慰？是表示二校如果加起來也很多，所以不要抱怨？總之，除了有鄉愿之感，實在非常不可解！
原因之二：到底大學的目的何在？是研究？是教學？是以學生的素質提升為中心？還是研究為重？如果教學為重，該加強的是老師的素質與學生的教學方法、教學品質的改進；其中涉及軟體，如老師的聘請、學校設備的改善等。如果以研究為重，該加強的是研究設備與指導教授，甚至與國際頂尖研究中心作人才交換、資訊交流。花錢去買設備與資料，就是必要的。這是兩種方向。但五百億到底要「頂尖」到哪裡去？

原因之三：頂尖是靠花錢的嗎？要擠進世界百大，如果只是靠政府這種拿大錢下去砸的方法，以後五百億用完了，沒有這麼多錢，這些大學還能不能「頂尖」？這些大學本身如何經營，就是一個大問題。更何況，上海交大也不是靠錢起家的。為什麼上海可以，台灣就一定是靠錢？

整個計畫，講起來就是國家教育資源的重分配。教育部可以用國家資源，將大學、大學中的知識分子、以及各種研究計畫，依照其理念，重新整理排列。資源，講白了就是錢，就成了最重要的支配力量。而各大學，不管喜歡與否，甘願與否，就是得在這種分配下，成為其中的一環。

要不服從這種支配，只有一個辦法，大學不理教育部的金錢支配，不理會五百億的誘惑，走自己的路。大學當然也可以選擇研究，一如某些醫學院與醫學中心合作，建立其研究上的信譽，並不依賴政府一樣，文科、法律、商學系等，也可在新的國際合作情勢下，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信譽。

舉例來說，東吳大學敢於標舉自己要走的是以教學為中心的政策，而非研究，就是值得贊許的做法。要知道在舉世喊著「頂尖」的口號，天天想爭預算的情勢下，敢於擺脫鄉愿　就是一種學術的、知識分子的勇氣。

如果少了這種勇氣，就算有世界百大排名，只不過多增加一些為資本、為錢所用的高等人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