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百億VS.怕生育聯盟

2005.06.29　 中國時報
五年五百億VS.怕生育聯盟
姚立明

「假設你有兩個小孩，老大天資聰穎，智商一百八；老二笨拙粗心，智商不足一百。而你每個月只有一萬元可作教育費。請問作家長的你，會分別花多少錢在老大和老二身上？」這是筆者有一次在立法院質詢前教育部長郭為藩的問題。

「當然是一樣多！」郭部長回答得很快，想了一下，他又補充說：「老二可能我會花得更多一點，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教導與照顧」。我想也是。父母所以會公平對待兩個完全不同的孩子，甚至將更多的資源花在資質不好的孩子身上，因為都是父母的寶貝。
有愛在父母心中，就不會因為孩子能力不足，放棄對他的教育。政府之於人民，不也應該如同父母之於子女，有出自愛而公平的對待嗎？看看台灣目前的狀況。以讀大學來說，成績好的進國立大學；差一點的，只能讀私立大學。國立大學，一年學費兩至三萬；私立大學，一年要繳十幾萬學雜費。換個角度來看，小孩成績比別人家差的父母，每年就被「處罰」七、八萬。如果孩子成績差，連進學校的資格都沒有，那麼父母要自籌孩子的教育經費，送國內補習班，或送出國留學，政府都不會支持。

這就是台灣目前的教育政策：「有教無類」放兩邊，「物競天擇」擺中間。競爭決定一切，只論輸贏，那有是非，遑論有愛？小學、中學、大學，不論那個階段，一定要贏過別人，贏的越多，從國家得的越多。任何階段，一旦輸了，就被淘汰，國家不再管你的教育。

在政府教育政策的引導下，家長們對孩子的教育觀念也被扭曲。競爭決定一切的前提下，每個父母都擔心自己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於是，孩子一生下來，就準備「偷跑」，各種「雙語」「潛能開發」的托兒教育機構應運而生。孩子才入學，就被要求開始跟別人競爭：每一個學科、每一班、每一年級都有排名。「好孩子」跟「好成績」畫上等號，每個孩子從小就這樣被告知自己是「好」還是「不好」。

前年行政院提出「新十大投資人才計畫」，決定五年投入五百億元，發展一所國際一流大學、十五個亞洲第一的頂尖系所。五年五百億！平均一年一百億！能拿到這些經費的，當然必須是「國際一流」「亞洲第一」的頂尖大學系所！可是，全台灣的私立院校呢？偏遠地區的國小、國中呢？

難怪日前高雄有民間團體組成「怕生育聯盟」。誰能保證，每個生下來的孩子，都是一流的、頂尖的呢？萬一輸在起跑線上，孩子被政府「遺棄」，作父母的該如何承擔他的一生？台灣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也許有一天會了解，被政府「遺棄」的孩子，也會長大成人，會繼續和「頂尖一族」共同生存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平凡的人永遠比天才多，民主國家基本上是數人頭，決定國家前途永遠是多數資質平庸的人。少數個人是否贏在起跑點上，其實不是關鍵，整個國家是否輸在終點線上，才是問題。（作者為交大行管系主任）（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稅捐激勵與知識投資

2005.06.28　 中國時報

稅捐激勵與知識投資

柯承恩

最近各界關切的財政改革，焦點多半專注在最低稅負制，希望減少高所得者利用各種節稅方式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但除此之外，陳總統對財政改革中，有一項關於個人用在學習知識技能之支出，是否給與適當租稅抵減的裁示，反而被忽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值得提出來討論。

台灣經濟因為產業外移及科技快速變化，使得結構性的失業成為常態。失業率這幾年約在四﹣五％左右，而且中年失業的比率增加。這種現象反映了產業變化時，就業人力與市場需要失衡的情形擴大。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有的就業人力中，對於新興產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不能配合，以至於造成失業的情形。因此如何讓一個人維持並更新就業所需的知識，已是經濟轉型中重要的問題。

一般來說，一個人要維持經濟生活有兩種來源，一個是依賴自己的財富（存量的觀念），另一則是強化自己的就業能力，創造持續的所得（流量的觀念）。理論上來說，存量的財富也要靠流量的所得來累積，所以創造所得的能力非常重要。當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個人所得創造與財富累積與知識技能有關。如果一個人有滿足市場所需要的知識能力愈豐富，他創造所得的能力愈高，也愈不會失業。因此一個人學習知識技能的支出，其實就等於社會的資本投資，因為此種支出能夠創造未來的所得。

政府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對於企業投資機器設備等硬體支出給予稅捐抵減優惠，目的就在鼓勵企業投資，提升社會創造價值的能力。同樣的，在知識經濟中，如果一個人將自己的儲蓄拿出來，用在學習知識技能，也是一種投資的行為，與企業投資硬體是相同的道理，也應該給予稅捐抵減的優惠。

這幾年，為什麼終身教育會快速發展，除了個人的學習興趣之外，最主要的還是社會普遍的感受到產業變化的衝擊。一個人如果沒有自我投資，他很可能在未來職場成為失業一族，或是降低職業發展的空間。所以，一個人如果將自己的儲蓄拿出來投資自己，可以增加自我就業與發展的機會，也減少未來因失業造成社會所需要負擔的福利支出。特別是中年人身負家庭經濟的重擔，個人失業所造成的困境不只影響自己，還影響整個家庭。因此政府應該積極鼓勵個人以自己的儲蓄來培養本身的就業能力，而給予稅捐抵減優惠。

事實上，此種稅捐抵減並不是永久的抵減，因為一個人如果知識技能增加而維持就業能力或因而提升所得，仍然會透過所得稅繳回到政府。而且學習者的支出，變成教育機構所支付的薪資或其他費用，也會繳交稅捐給政府。從整體來看，政府的稅收並不會減少，反而社會福利支出可以減少。

當然，稅捐機構可能擔心是不是會有支出造假的情形。但是如果能夠建立配套措施，包括對於教育機構的評鑑，或如有造假給予應有的懲罰等，此種問題並不是不可以克服。

推動最低稅負制是要高所得的人分擔對社會的基本責任，而提供稅捐優惠給願意自我學習的人，則是協助社會大眾強化就業能力，創造所得，進而保障政府長期稅基的作法。我們希望這種政府與民眾雙贏的措施，能夠讓財政改革也成為促成知識經濟發展的動力。（作者為台大會計系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評教育部五百億的大學特別預算

2005.06.28　 中國時報

評教育部五百億的大學特別預算

中時社論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的預算，最近引起了極多的討論。由於教育部要求各校提出「法人化」的規畫期程與「規模化」的擴校構想，因此招致不少反彈。有的學校「含淚」送計畫書，有的則是「賣身」併校；大學為了爭預算弄到如此扭捏不堪固然失態，但教育部高教司長近日卻又表示規模化等並不是教育部的要求，而是審查委員的考量因素，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也令外界瞠目結舌。

自民國八十八年起，教育部與國科會開始推動「追求卓越」專案，希望能透過個案預算的補助，帶動卓越的學術研究。這一類追求卓越預算是以研究計畫為審查基礎，於是各校紛紛組織「卓越研究團隊」，將知名院士、講座、甚至諾貝爾獎得主，拉到團隊來充當顧問或替身，以利經費爭取。一般而言，追求卓越預算大都落入大牌教授之手，但四、五年下來究竟產生了多少卓越的研究成果，卻從來沒有人評估過。自民國九十二年起，教育當局的高教預算補助又出現了新的形態。由於追求卓越的預算是以計畫「個案」為補助對象，或許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因此當局決定以整塊預算補助的方式支援若干大學，而不再細究受補助大學校內的分配。此種以學校為單位的「整塊」補助，理論上是較佳的高教預算支援模式，但必須要有配套措施，否則撥錢如潑水，恐怕難有實效。前述五年五百億的發展一流大學預算，就屬此類整塊預算，而廣受各界批評的，大概就是教育當局難以啟齒的配套措施。

台灣該不該發展一、兩所一流大學呢？應該。教育當局發展一流大學的規畫方案值不值得批評呢？值得。且讓我們一一解說如左：首先，既然要推動世界一流大學，為什麼又在預算規畫中冒出所謂「頂尖研究中心」呢？坦白說，這就是和稀泥的障眼法。台灣地小，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最多只有兩、三所。由於擔心沒有搶到資源的其他知名大學反彈，當局遂廣開方便門，允許各大學以個案計畫申請「頂尖中心」預算。這樣做必然稀釋了一流大學的預算額度，也間接助長了各大學另一波瘋狂撰寫計畫書的搶錢潮。

教育當局為什麼又要求大學法人化呢？據了解，是因為目前若干所龍頭大學在民粹風氣的影響下，學校已經走上了校園普選的歪路，渾然不知大學其實是社會的資產。這些學校大小事務全被自以為有「民意基礎」的校內教授所綁架，其普選所衍生的拜票、宴客、競選等歪風，也使得校園成為爭議之地、校長主管成為爭議之人。教育部似乎不敢明指此類民粹歪風與一流大學背道而馳，也不敢點明其經費撥補將參考校園民粹扭曲的程度，只好琵琶半遮的提出「法人化」的要求，希望以此準則間接改變大學生態。然而究竟什麼是法人化？各校法人代表如何產生？迄今皆無共識。萬一將來各大學訂出一個「法人代表悉由大學教師員生普選產生」的變相民粹規則，那麼這樣的法人依舊不能擺脫大學民粹的綁架，又怎麼可能邁向世紀一流呢？

教育部為什麼要求大學「規模化」呢？這恐怕也與清交合併難謂無關。如前所述，台灣至多只有兩、三所龍頭大學有些許可能邁向世界一流，而最理想的情況，則是有兩三所旗鼓相當的大學彼此競爭、以激勵向上。清交併校當然有利於形成與台北龍頭大學競爭的均勢基礎，而規模化的出發點，也許就是源自於此。以上的邏輯不能說錯，但也有相當的盲點。清交合併確實有利於競爭規模，但是當龍頭大學不長進時，教育部不敢直接對龍頭大學的預算撥補有所節制，卻拚命在干預、促成龍頭大學的「競爭者」併校，這又是什麼邏輯？如果推動規模化真是為了促成台灣內部旗鼓相當的競爭團隊，教育部卻又始終不明講、不說服，只是做些不著邊際的閃爍回答，也難怪許多大學會反彈。

總之，既然五年五百億是特別預算，就應有特定的政策目標。教育部要推動世界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最少最少，主管的司長、次長、部長，總該有些理念、想法與堅持吧？我們能不能請這些主事者開大門走大路，坦坦蕩蕩的辯護自己的政策、陳述自己的理念？如果教育部能爭取到立法機關與社會的認同，就去貫徹特別預算，若無法爭取認同，就不要扭曲的執行漫無目的的預算。教育部目前的作業模式，卻是政策理念訴說不清，關鍵原則隨意退讓，從規則到審議等大小爭議又都推給外聘的專案委員會。這樣胡亂地花五百億，台灣五年內真能產生一所世界一流大學，那才真是亞洲奇蹟。

用子宮投票？

經濟日報社論
用子宮投票？

面對台灣直線下降的總生育率，內政部憂心如焚；除了積極研議制訂「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外，並不斷將台灣總生育率降低的危急情勢公之於眾，希望喚起全民共同關切。無奈兩年多來，連行政院內部的見解都無法整合，包括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在內的各個山頭，各吹各的調；結果從民國90年到去年，總生育率又從早已不足以維持台灣總人口數不致下滑的1.43人，遽降為1.18人，直追全球最低水準。與此同時，適齡婦女未婚比率則直線上升，在25至29歲之間，竟首次突破一半以上未婚的記錄，而其中不願生育者的比率也較此前的資料倍增。可見總生育率快速降低，已不是簡單的，生養成本快速升高的問題，而是承擔台灣養育子女重任的這一代正用子宮投票，拒絕為其家庭、家族、社會眾多即將或正在接受年輕一代支持的成員，乃至整個國家，付出沉重的代價；或者說，他們拒絕更多無辜的幼兒、幼女，來到這一個生活愈來愈不容易，風險愈來愈難以承受、前景愈來愈模糊不清、風氣愈來愈令人搖頭太息、命運愈來愈捉摸不定的社會。除非這一切改觀，重新看見一線曙光，要直接為這一切付出代價或承擔責任的年輕爸爸、媽媽們，怎會改變他們手中選票的取向？

內政部的官員看到了問題的一面：在台灣生育、養育子女的成本快速升高，已讓許多家庭感覺達到了承受的極限，尤其是那些專業的薪資所得者，夫妻兩人都要努力賣命工作，時間就是金錢；生養子女可能代表其休息時間被剝奪，要蠟燭兩頭燒；可能代表其職場的投入會打折扣，影響升遷機會；甚至可能因家庭事業無法兩全，被迫犧牲一方的收入與前途。因此內政部主張模仿新加坡與瑞典的「嬰兒紅利制度」，讓每一個家庭的第三胎子女每月得到3,000元的津貼；而且據估計，即使施行46年，使總生育率回升到1.6人，總共的耗費不過區區10億元；如果能真以此戔戔之數讓台灣的生育率停止急速下滑，還能回升到10年前的水準，有誰會吝惜？

但經建會的官員立刻提出質疑，認為依各國實際經驗，這樣的津貼效果並不顯著；行政院婦權會與民間的婦女團體也不以為然，認為改善托育制度才是根本之道；這也正是「人口政策白皮書」兩年之間懸而不決的關鍵所在：降低養育負擔與改善托育制度，孰優孰劣？這樣的爭持一日不定，我們就一日不能痛下決心，拿出具體對策，挽狂瀾於既倒。

的確，單靠每月3,000元的津貼，誘因的確不足。就以內政部亟欲效法的新加坡為例，除了每月的津貼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三胎小孩可優先選擇就讀學校，家庭可優先承擔國民住宅等等對新加坡國民而言最實際的優惠。我們固然不若新加坡那樣的高度計畫與集權，但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也不在少；只要我們的國民認知台灣生育率偏低的問題遠比新加坡嚴重，我們也會更早親嘗苦果，或許政府手中這些資源也可透過適當的立法變成誘人的優惠，攛掇已有兩個子女的家庭賈其餘勇，為國增產。而且，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懷疑真有多少勇夫會在重賞之下挺身而出。

誠如許多勞工團體所強調，經濟不景氣，連自己都養不起，失業的恐懼又高懸頭頂，誰還敢生兒育女？尤其今年經濟成長率大幅下滑，主計處、中研院的修正預測都降到3.6%上下；同時7月1日勞退新制即將上路，成千上萬的企業各自摩拳擦掌在研擬自保之道，情況是每下愈況。何況這還是已有家室者面對的挑戰，還有半數以上根本尚無緣婚嫁的那一大群適婚年齡婦女，我們的社會根本不加聞問；如果連嫁娶之路都前途茫茫，奢談扭轉生育率，豈不更加草率？

我們這一代把國家的生育率弄成這個樣子，的確上有愧列祖列宗、下不能面對後代子孫，自身也會隨著年華老去而備嘗苦果；但若我們還是任由各個部會，各彈各調，各路英雄好漢，自說自話，結果朝議未定，敵軍已過河，再事蹉跎，總生育率只會江河日下，距離亡國滅種，沒有多少時日了。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只能竭盡全力以扭轉頹勢；內政部的「嬰兒紅利制度」，如果不成功，政府幾無花費，如果大獲成功，區區數億元、數十億元的代價誰云不值？只是必須全盤效法成功先例，國家不費而惠的誘因，必須堆砌到有足夠吸引力的程度。婦女團體所堅持的托育制度，並不妨礙其多管齊下，如果能配合第三胎乃至第二胎的優惠，其誘因會更強。但與此同時，衡酌輕重緩急，有條件地針對育兒需求開放外籍幫佣，其成本更低而效率更快，應慎重考慮。

不過，歸根究柢，政治人物沒有管好眾人之事，讓人民失望、恐懼，無法安居樂業，才是被以子宮投票者唾棄的根源。年底三合一選舉將屆，我們是否可以當地生育率的增減做為最直接的指標，判斷誰應走路、誰應當政。在今天的台灣，用子宮投票可能比用腳投票，意義更為重大。

【2005/06/14 經濟日報】

大學師資的警訊

2005.06.14　 中國時報

大學師資的警訊

柯承恩

台灣經濟發展，人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台灣從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知識密集的過程中，都需要人才知識能力的轉型與提升。一九七○ 年代我們有人才外流的問題，出國的人留在國外工作不回來，到了一九八○年代開始有許多人逐漸回國，帶回來他們在國外獲得的知識及經驗，與國內產業發展結合，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電子科技產業的發展。但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到現在我們又面臨了另外的問題，一方面是國內產業變化快速，國內人才的知識需要加速的更新。另外一方面，出國學習高深知識的人才逐漸減少，影響了能夠銜接國際知識的未來人才來源。此一問題在國內的大學已經浮現出來，必須要積極因應，否則等到問題更嚴重時，會對我國人才培養產生長期不利的影響。

人才的不足可以從管理學的領域來看。在一九八○年代末開始，許多在國外主修管理相關領域的學者陸續回到國內，成為國內大學的主要教師來源。例如，台大管理學院在一九八七年從原商學系擴大成立，十年內師資由卅幾位增加到八十多位，主要由國外知名大學回來的博士。大學部的學生由原來商學系一年一百多人，擴大到一年五百多人，加上研究所一般碩士、ＥＭＢＡ碩士班等的成立或擴大，快速反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可是到了二○○○年左右，新增師資愈來愈少。雖然學校成長到了一定的程度後，師資增加速度變緩。但即使有空缺，也不容易找到想要的人才。主要是因為到國外就讀博士的台灣學生愈來愈少，讀好大學的更少，自然能回來教書的人選跟著降低。這不只是管理學院，理工科等也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當然國內大學本身也培養博士班，也有不少優秀的學生。但是如果在學或學成之後，缺乏到國外優秀大學進修或與國外學者合作的經驗，會使得國際學術經驗呈現不足的情況。尤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不只是經濟產業的跨國來往，學術界也要有國際交流學習的經驗才不會故步自封。所以如何獎助國內的博士學生或畢業後的出國進修與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否則未來台灣學者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會面對更大的挑戰。

相反的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內，中國大陸到國外留學的人數大增，而且進入名校的人數很多。畢業後不只是留在國外，甚至回國的都開始發揮他們的影響。十年前，筆者與台大同事參訪對岸重點大學，討論時注意到對岸學校教師年齡層較大，平均五、六十歲，後來才了解因為文化大革命使得教師師資中斷。但這幾年去參訪，就發現情況改觀，反而對岸教師比台灣教師年輕，因為對岸學校出國學習的人已回流，而且重點大學更是高薪聘請，待遇的絕對數字有些已超過台灣，所以大陸留學生願意回到學校。台灣在兩岸經濟發展中之所以有優勢，主要原因之一是平均人才素質較高。但是這個優勢如果不能維持或強化，未來確實會在競爭上出現弱勢的局面。

還好政府主管機關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開始獎助本國學者及學生出國進修或研讀高級學位，但是範圍與實際的效果還屬有限。我們盼望主管機關進一步的了解大學師資的變化趨勢，更積極的培養新一代的教師團隊，讓台灣在整體人才發展上的長遠基礎不落人後，以便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繼續增進整體的競爭力。　（作者為台大會計系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新嬰兒潮，能救退休潮？

新嬰兒潮，能救退休潮？


本報記者林奇伯

勞退新制實施後，預估台灣將湧現一波退休潮，加上戰後嬰兒潮增加的人口多已接近退休的年齡層，內政部官員宣稱，除非以新一波「嬰兒潮」對抗退休潮，否則未來新生人口的社會與家庭負擔將會越來越重。

目前台灣平均每八點三個工作人口，就必須撫養一位老人；但還不要五十年，預計到民國一百四十年，由於人口結構的轉變，將變成每三個工作人口就得撫養一位老人。

人口數量與素質，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一環。歐洲國家不斷下降的生育率，早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台灣雖也注意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可是至今仍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

根據人口學的研究，生育率下降十年後，將直接反映到學校數量與規模的變化；廿年後，則反應在產業勞動力供給；卅年後，當新生兒達到生育年齡時，下一個世代的出生率將再以等比級數的比例減少；六十年後，則直接反映在退休人數與素質上。

其實不管嬰兒潮還是幾十年後連動的退休潮，最終仍歸結到同一個問題：台灣是否是一個適合生養小孩的環境？這不只是單純的質疑，與台灣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模式近似的國家，似乎只有台灣深陷不適生養小孩的困局。

政府必須尊重個人生育意願，但創造能夠提高生育意願的環境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減稅或許是鼓勵生育的治標之策，但托育、稅制、年金、教育等問題，是否都納入國家人口政策之中統一考量，恐怕才是從根本解決人口問題的治本之道。

人口問題可以很微觀，生或不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間；但人口問題也可以很宏觀：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環保等面向都與其息息相關，行政院有必要儘早提出一套有效的因應之道，否則根據人口的自然淘汰，台灣很快就會在世界競爭中出局。

【2005/06/13 聯合報】

歐憲難產對歐洲統合僅有短暫影響

2005.06.06　 工商時報

歐憲難產對歐洲統合僅有短暫影響

工商社論

最近歐洲憲法條約連續在法國及荷蘭被選民以五五％及六二％的高比率反對票所否決，使歐洲統一大業蒙上一層陰影。歐盟是全球唯一能與美國相抗衡的政經勢力，在創始會員國法、荷否決歐憲後，歐盟前景會出現何種變化，受到舉世關注。

歐盟國家在一九九三年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即以驚人的速度進行整合，二○○○年歐元的誕生更象徵歐洲經濟的大一統；去年五月一日歐盟完成東擴工程，納入十個新會員；六月歐盟一致通過歐洲憲法草案，十月歐盟二十五個國家領袖在義大利首都羅馬完成歐洲憲法條約的簽署，根據歐憲規定，該條約必須經全部二十五個會員國國內法皆批准後才能生效。

在法、荷投票之前，歐洲憲法業經九個歐盟國家批准，其中八個國家是由國會批准。原本法國政府亦可採取較有把握的國會批准程序，但法國總統席哈克卻因為近來執政黨支持度下跌，企圖以通過歐憲作為提振個人聲望的賭注；孰料，席哈克低估了法國國內對歐憲的潛在反對聲浪，當地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歐憲的法國人從投票前八個月的六○％，一路下跌到前兩周的四成四到四成八，最後歐憲遭到法人否決，已在預料之中。這種結果對支持歐憲最力的席哈克政府可說是重大打擊，法國在歐盟的影響力也將大幅削弱。

法國人民之所以反對歐憲，追根究柢，主要擔心私人經濟利益可能受損。法國經濟疲弱，失業率高達一○％，人民擔心歐憲中保障市場自由競爭的規定，可能讓低工資及低製造成本的東歐會員國產品湧入法國，打擊法國企業，剝奪勞工的工作權，尤其法國人民長期享受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可能因為須與低福利的東歐國家相互競爭，而被逐漸剝奪。儘管歐洲憲法主要是側重在政治上的統合，法國政府更是未來歐洲政府的重要主導力量，但是，法國人對經濟自由化的恐懼心理，受到反對黨的推波助瀾，終致歐憲條約遭到否決。據法媒體報導，投票反對歐憲的法國人主要是農夫、工人及占總就業人口近二五％公務人員。荷蘭的情形也很類似，荷蘭原本亦熱中支持歐盟整合，但因為大量外地勞工湧入而影響當地民眾就業機會，以及連串政治事件，導致民心丕變。

法、荷否決歐憲，對歐洲統一大業的影響受到廣泛關注，因為法、荷是歐盟創始會員國，又一直是歐洲統一的最堅定支持力量，法、荷兩國人民反對歐憲的態度，充分反映出「老歐洲」人民對「新歐洲」發展的疑慮。尤其，目前歐元區十二國平均失業率高達八．八％，經濟成長率相對偏低，人民對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感日增。因此，法、荷投票結果讓很多悲觀者擔心可能引發骨牌效應，則不但會重創歐洲統一的大業，甚且可能迫使歐盟國家重拾經濟保護主義的路線，動搖歐盟經濟統合的基礎。

不過，從半世紀來歐洲統合的歷史軌跡來看，法、荷否決歐憲反有助於歐盟放緩腳步，調整階段性的目標，暫時打消成立「歐洲國」以與美國相互抗衡的念頭，而先腳踏實地化解內部利益衝突，重振歐洲經濟；一旦歐洲經濟狀況得以好轉，目前的阻力自然可以排除。事實上，支持歐洲大一統的「歐洲意識」已經深植在歐洲人的心裡，尤其歐洲各國知識分子及政治精英更不遺餘力地推動歐洲統一的工程，這種政治動力遲早會在歐洲遍地開花結果。就在法、荷否決歐洲憲法的同時，另一個歐盟會員拉脫維亞國會以壓倒性多數批准歐憲，讓已經批准歐憲的國家上升到十個，占歐盟總人口將近五○％，只要整合的步調適當調整，歐洲憲法仍有再作修補的空間及被各國接受的機會，歐洲政治統一的工程只是往後延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