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願景 建立願景

2005.05.24　 中國時報

建立願景

柯承恩

有時候外國學者專家來台灣，最常問起的一個問題就是十年後台灣產業或經濟會如何？這真是令人一驚，是的，十年後我們會怎樣？

前一陣在台大ＥＭＢＡ討論產業與政府關係的案例中，有一個政府的案例用的是新加坡的發展個案。在一九九○年左右，新加坡就規劃了二○○○年的發展願景，逐步達成。另外一個案例是討論澳洲的葡萄酒產業，案例中談到了澳洲為了發展葡萄酒產業，以便與法國、義大利、美國等競爭，在一九九六年時訂下了名為「策略2005」的遠程發展計畫。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6﹣2002）是產量成長期，第二階段（2002﹣2015）是價值成長期，第三階段（2015﹣2025）則是卓越期，在特定市場建立品牌領先地位。不論是政府或是產業，這種長期發展的願景與規畫，是動員社會資源往前邁步的藍圖，也給社會或產業一個未來的信心。

那麼台灣呢？台灣目前最遠的願景規畫似乎只到二○○八年，這是二○○二年行政院所規畫的願景，現在已是二○○五年了，即使我們都做到了挑戰二○○八年的目標，二○○八年之後呢？

當然有人不認為政府有能力作長遠細部的規畫，因為計畫經濟究竟沒有辦法因應今天快速變化的環境。企業界有人說：「計畫不如變化，變化不如老闆一句話」，雖是開玩笑，卻也反映長期計畫的困難，以及決策者的重要。但是一個社會至少要對未來有一個大致的願景與方向，產業界才比較能夠根據對於未來的預期，調整產業的發展計畫。台灣因為政治紛擾，政策規畫與執行缺乏長期的基礎。也因此當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社會各界擔心台灣如何因應時，政府似乎很難提出一個具體而有說服力的願景。然而愈是政治紛擾，反而更需要能夠建立社會發展的共同願景，社會才能在政治紛擾之中穩定前進。

在政黨輪替之前，一黨長期主政，雖然不夠民主，但也給政府行政體系一個較穩定的施政環境，所以還較容易做中長期規畫。現在的民主政治，朝野攻防激烈，政府行政體系每天要應付當前的事情，擔心媒體的批判，還要因應立法體系的質詢，已經力不從心。所以，能夠處理當前或短期的問題就算不錯，至於許多中長期的重要問題只好延後順位，只好等有餘力時再說。

但是我們看到目前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的發生，其潛在的因素在發生之前早已存在。例如多年來產業外移的問題、台灣產業結構的改變等都不是突然發生。而台灣人口老化快速，對於未來在健保、經濟發展或社會福利的衝擊是甚麼，也已經逐漸呈現出來。這種對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是不論誰、哪一黨主政都要面對的，政府需要有深入了解並及早規畫因應政策。但以政府忙於當前事務的狀況來看，如果沒有下功夫的預先研究此種長期性的問題，恐怕仍會等到問題嚴重了，才忙亂一番的頭腳各自就醫。

所以國家長期發展的願景與問題，政府需要有深入思考分析的機制，並透過與社會的溝通，建立社會的共識。不只社會的總體願景，許多產業的發展也需要建立願景與各階段所需達成的里程碑，如此才能夠運用有限的資源，做更好的整合。也因此政府與產業界需要善用政策智庫及大學機構的研究人才，共同來思考社會與產業的長期發展的願景與方向。

很希望下一次不論是國內或國外朋友問起，十年後台灣產業會如何的問題時，我們會有更清楚的答案。

（作者為台大會計系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不及格的提振景氣措施

2005.05.23　 工商時報

不及格的提振景氣措施

工商社論

行政院為提振國內景氣，在五二○推出多項財經措施，並宣布「一二三」利多政策，包括：增加一千億元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保證額度，提供二千億元中小企業貸款，及續辦三千億元優惠房貸，這幾項總數高達六千億元的利多措施，時機是否恰當？究竟能有多少效果？是否對症下藥？值得一評。

就在幾個月前，扁政府對經濟施政還頗為自得，不僅誇耀去年經濟成長率創下近年來新高，台灣經濟競爭力排名超越了國民黨執政時代，而且行政院上下對今年國內經濟依然信心滿滿，認為可以達到四．五％的經濟成長目標。孰料，近月來經濟減緩的速度遠超過預期，主計處日前公布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僅二．五四％，較原先估計大幅降低一．五個百分點，全年經濟成長率下修至三．六三％，較原先估計低○．五八個百分點。更令人訝異的是，相較於亞洲其他競爭對手，今年台灣經濟表現明顯最差，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在四小龍中敬陪末座，甚至比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都還要低。在各國政府都還為打擊通貨膨脹傷腦筋的時候，行政院反而大張旗鼓地祭出振興經濟對策，不免讓人感到相當突兀。雖然從謝長廷院長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政府此舉是為了拚四．五％的經濟成長目標，但是，此時推出提振景氣措施，等同發布經濟的警訊，甚至是宣告台灣經濟已有反轉陷入衰退的危機，這對維繫國內投資人及外資的信心，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再從這次提出的多項財經措施內涵來看，三千億元的優惠房貸，可以說是效果已經遞減、再遞減的政策措施，因為自民國八十八年國民黨蕭前內閣首次推出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以來，扁政府即持續沿用此一措施，且一再地擴大辦理規模並延長實施期限，迄今為止，總計已推出近二兆元的優惠房貸，原本短期的救急措施已變成常態性的補貼方案，因此，對市場的激勵效果可說微乎其微。反倒是優惠房貸原本為嘉惠無殼蝸牛及中低收入者換屋的政策目標，已經被扭曲成對一般購屋及投資房地產者的長期補貼，這對房地產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無疑是弊多於利。

其次，提供中小企業二千億元貸款，也是虛有其表的政策措施，因為今年以來央行雖已數度升息，但銀行仍然爛頭寸充斥，利率很低，中小企業並無借不到錢的問題，而是沒有好的投資機會，現在政府不從改善投資環境著手，就算提供再好的貸款條件，也很難刺激新增貸款。倒是增加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保證額度一千億元，對於營運可能出現困難的中小企業多少有一些幫助，但信保基金規模有限，且需事前編列預算，因此，可以受惠的中小企業相當有限。

另外，行政院還宣布要推動八年八百億元全國水患整治計畫；要求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執行率應達九○％以上；協調立法院通過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推動法規鬆綁等等，事實上，這些措施都是冷飯新炒，也沒有太多內容，與提振景氣亦無必然關聯，提出來充其量只是湊個數罷了。

自謝長廷院長上任以來，受制於國內政局及兩岸關係變化，應有志向難伸的感慨，現又面對景氣反轉及經濟成長率的陡降，難免因求好心切而思有所作為，但是，當前經濟問題相當錯綜複雜，物價上漲與成長趨緩同時出現，又有新台幣升值壓力，再加上長、短期問題的糾葛不清，政府要如何因應，確實需要好好深思籌謀。

遺憾的是，現在行政院卻倉卒推出最簡單、最老套、也沒有多少效果的「一二三」利多措施，非但對增強信心沒有幫助，反而暴露出內閣財經施政顧慮不周，深度不足，甚至讓人有束手無策的感覺。謝內閣中不乏知名財經學者，我們相信五二○不及格的提振景氣措施，只是為配合陳總統就職五週年的一次表態而已。希望謝內閣能夠趕快上緊發條，針對當前面臨的各種經濟難題進行深入探討，拿出夠水準、真正有效果的因應對策，這也是人民對謝內閣能否建立信心的重要指標之一。

世銀調查 台灣整體表現退步

2005.05.19　 中國時報

世銀調查 台灣整體表現退步

陳一姍/台北報導

世界銀行最新公佈的國家治理指標，台灣在六項指標中，在民主與言論自由以及法規品質等兩項指標進步；政府效能則出現停滯，另法治程度、防制貪污與政治穩定度三項都退步。

為了探討國家治理、貪污與每國國民所得的關係，世界銀行自一九九六年起進行國家治理的調查，綜合全球所有研究機構所做的研究，以六大類指標，每兩年進行一次全球評比。今年，世界銀行共參考三十一個研究機構的三十七項調查，以三五二個細目，分為六項，針對全球二○九個國家進行評比。

世銀會將所有國家的分數以百分位排名，數字越高表現越好。這項排名受國際社會重視，美更以當中的打擊貪污，防制腐敗數字，作為其是否金援的依據。

六項指標中，第一是衡量公民權與新聞自由的指標─發言權與責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第二是政治穩定度，第三是政府效能，第四是法規品質，第五是法治程度，第六則是打擊貪污，防腐敗。

公民權與新聞自由顯著進步

若以二○○○年政黨輪替做為分界點，根據世界銀行的百分比排名，二○○四年台灣的發言權與責任指標比有顯著進步，法規品質亦有大幅進步。顯見台灣的民主自由與言論自由，已漸漸受到外界肯定。

反觀對岸的中國，在衡量公民權與新聞自由這項指標相對落後很多，排名在全球倒數十分之一，是全球最落後的國家之一。至於其他指標，包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法規品質、法治程度與貪污腐敗等項目，中國的排名都落後台灣。

政治穩定度惡化幅度最大

但台灣在其餘三項指標，卻發出警訊。在政治穩定度上，二○○○年政黨輪替，台灣的政治穩定度百分位排名為七十三．三，去年則下降至六十二．六。在亞洲四小龍裡，台灣政治穩定度惡化幅度最大，而香港政治穩定度卻升高。

人民期待政黨輪政，能帶來清廉政治的美夢也幻滅。在打擊貪污，防腐敗的指標當中，台灣百分位排名從一九九八年的八三．六，一路下降，二○○四只剩下七三．九。

法治、防貪品質不升反降

民主應該伴隨的法治程度，台灣也是不進反退。在這項包含人民對警察、司法的信任度指標中，最近四年來台灣的法治品質不升反降。

與亞洲四小龍相比，台灣大鳴大放的民主政治，讓台灣在發言權與責任指標上，遙遙領先韓國的六八．九，香港的五一．九與新加坡四三．二。但其餘項目，香港、新加坡每項指標都在九○以上，不僅領先台韓，也是二○九個國家的領先組。

全球那些國家治理最好呢？在台灣的強項，發言權與責任指標上，丹麥、挪威、瑞典是最自由的國家；在政治穩定度上，冰島、盧森堡、芬蘭排行前三名；在政府效能部分，瑞士、新加坡、冰島表現最優；在法規品質上，前三名是盧森堡、香港、新加坡；在法治程度上，前三名是冰島、盧森堡與瑞士。芬蘭、新加坡、冰島，則是打擊貪污，防腐敗最好的國家。

政府效率與國家競爭力

2005.05.17　 中國時報

政府效率與國家競爭力

柯承恩

在最近知名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所發布的二○○五年國際競爭力指標中，台灣名列第十七名，比去年進一名。其中企業效率從二○○四年的第七名升為第六名，但政府效率卻倒退一名成為第十九名。其實不只是洛桑管理學院的指標，其他像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的競爭力指標，也都有類似的情況。雖然政府效率比起以往已有進步，但相對的成果與企業相比，仍然落差甚多。如果政府能夠更有效率，台灣的競爭力一定可以有更好的表現，難道政府效率就沒法改變嗎？

事實上要進入政府機關做事並不容易，要高考或是普考，錄取率也不高，所以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的人，應該是有相當的水準。政府裡面也有認真工作，願意為社會犧牲奉獻的公務人員，為什麼整體的效率會與企業有如此大的落差呢？這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首先，政府機構缺乏市場的競爭。政府機構不必像企業界一樣為生存而不斷的尋求突破。而且政府機構的績效不像企業那麼明顯，可以用獲利來衡量。因為績效衡量不明顯，就不容易看出好壞。機構內部有人認真，也有人不夠認真。但是對認真的人長官所能給的激勵有限，對不認真的人又無法處理，頂多給他調個閒差，反而容易形成「能者多勞」，愈認真愈能幹的人，就愈辛苦。在這種情況下，組織的整體效率要提高，是非常的困難。

其次，重視程序遠過於解決實際的問題。政府為了防止公務人員運用公權力，產生貪瀆的行為，所以法規對於行政程序上的規範，做了高度的限制。違反程序成了嚴重的過失。個人曾經聽到高階的行政官員感嘆的說，他一天內所簽核幾十件的公文中，公文中的說明大約超過百分之七十是在強調程序的問題，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是在談實質的問題。為什麼會這麼重視程序？就是因為怕程序不符規定而造成法律上的責任。尤其擔心受到「圖利他人」的誤解，使得一般公務員的行為是保護自己為重，也讓公務人員積極協助人民解決問題的熱忱，蒙受陰影。

再者，公務機關人才進用成長的僵硬。任何組織的競爭力與人才成長有高度的相關。我們透過高普考進入公務行政體系後，一個人就一直在公務體系中成長，直到退休或提早離開。但是社會環境變化快速，政府要管理社會的知識能力相對弱化，可是沒有通過考試有經驗的人才進不來，或是政府的條件不夠吸引力，自然難找到了解社會經濟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來擔任。根據資料，政府初階人力的薪資待遇比民間所提供的高，但是高階人才的待遇反而比民間低很多。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更多專業知識的高階職務，即使開放，優秀的民間人才也不見得會加入。因此如何讓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政府，加入後發揮貢獻，是政府效率改善不可忽視的一環。

這幾年政府所推動的政府再造就是想提升政府的效率，而國際競爭力指標再次提醒台灣在政府競爭力上所需努力的警訊。很巧合的是五月十四日任務型國代選舉結果又給了台灣一個突破政府競爭力受限的機會。如果未來在國會與行政體系能有結構性的改變，並且積極解決前述的問題，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將會有更突出的表現。　（作者為台大會計系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學術研究與政策規畫

2004.11.19　 中國時報
學術研究與政策規畫
張榮豐

二○○三年當我告別了十三年的政策幕僚生涯，回到學術研究的領域（一九八○至一九九○年我曾在這個領域）時，經常會遇到朋友們問到，「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剛開始我會說：我還沒有想過。不過很多朋友都會說，你有十年的學術生涯，又有十三年的政策幕僚經驗，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就是我嘗試略盡這個義務的淺見，以供學術界及政策研究的朋友們參考。嚴格的說，學術研究與政策規畫密不可分，但二者又有明顯的區別，二者不同點有以下各處。

一、學術研究在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在應用時常遭遇的困難是理論模型中的變數組合，和生活中遇到的變數組合或假設條件有差距，因而很難馬上運用來解決實際問題，而政策規畫在解決「如何操作」的問題，不過常因無法掌握問題的本質，而使得政策流於「頭痛醫腳」沒有對症下藥。對問題本質的掌握，則有賴學術研究的支援。


二、學術研究大部分是過去導向，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而幾乎所有的政策規畫都是未來導向，所有主政者莫不關心未來。一九九○年我剛擔任政策幕僚時，感到十分挫折，因為對長官所提的問題，幾乎皆無法回答。後來終於恍然大悟，即過去所受訓練皆以過去導向為主，最後終於調整為未來導向。不過未來是充滿了不確定性，如何運用各種工具，以及學術上的基礎研究，去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就變成了政策規畫工作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工作。

三、學術研究常是屬抽離時、空因素，以建立理論模型的工作；而政策規畫則非常重視時間和空間因素。有再好的政策規畫，如果離開了時間、空間的因素，常會變得不切實際，而無法推動。而政策規畫所重視的時、空因素，和前述第二項未來導向結合考量，可以知道其所重視的當然是要預測推動此項政策的未來時空環境。在企業界的管理，相當倚重管理會計，而管會中的攸關資訊（Relevant Information），通常是指和未來有關的資訊，其原理和此相同。

四、學術研究由於要探討現象背後的原因，即因果關係或發現真理，所以不能先有價值判斷，必須實事求是，否則容易誤導研究結果。但任何政策規畫都有明確的目標或價值觀，否則即無法規畫達成政策目標之策略。一旦政策目標確立後，也同時可以確定那些資訊是攸關的（Relevant）或有意義的。

五、學術研究使用的工具以分析性為主，例如：經濟學中的計量經濟，微分方程、隨機過程…等；而政策規畫由於重視如何操作，所以使用的工具較具操作性，例如：作業研究（OR，中國翻成運籌學）中的賽局與謀略、動態規畫、計畫評核術（PERT）以及劇本寫作（Scenario Creating）、兵棋推演（War game）…等。

六、學術研究允許個人或小團隊的研究，但政策規畫則是系統工程的概念及產物。政策研究不只須整合不同專家，而且相當重視時序。

最後，政策規畫永遠要準備應變計畫，因為未來是不確定的，對手的反應也是不可掌握的。所以學者可以意氣風發，但幕僚人員永遠要戒慎恐懼。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台博」定位為國家博覽會，不是「世界博覽會」

2005.05.13　 中國時報

台博，政黨惡鬥祭品？

喻肇青

最近台灣媒體浪費太多篇幅，報導政黨人物造訪大陸，綜藝人物的綜藝生涯和生死問題。其實，即將在立法院因政黨鬥爭，接近夭折的「台灣博覽會」預算案，才是關切台灣未來整體生存命運的重大問題。

因為台灣民眾透過媒體，偶爾見到各政黨在立法院非理性地討論「台博」，及為「台博」南部展場的蘇煥智縣長在立法院外絕食靜坐的消息，否則民眾可能不大了解「台灣博覽會」對台灣有甚麼重大意義？但是，台灣民眾透過媒體讚歎日本愛知世界博覽會的成功與風光之時，就聯想台灣為何不比照也辦一個台灣的「世界博覽會」呢？

可是台灣民眾有所不知，日本愛知博覽會是在一九七○年大阪世界博覽會之後，四十多年來唯一的世界博覽會，之間雖有不少主題性的博覽會，但都不如這一次有一百二十個國家參與的格局。台灣被阻隔在世界國家組織之外甚久，那有條件主辦世界性的博覽會？

問題就出在政治；去年十一月「台博論壇」已清楚定位台博為「國家博覽會」，但在政黨協商中，竟然有一些政黨主張台灣應先加入ＢＩＥ（國際展覽組織）再辦博覽會，其實是自欺欺人的託詞。

以二○○二年瑞士國家博覽會為借鏡，這是瑞士政府對國民的交代：反省過去，邁向未來。回顧台灣過去困境中的成長和面對未來永續發展的挑戰，在政治語言的國家政策方向之外，政府何曾對我們交代過如何走出衰退的經濟，改變惡化的環境？政府何曾讓我們看到永續生活的可能性？

政府必須立即面對的整體長遠的問題，可悲地，卻一再因暫時的政治角力而失焦！政府忘了「台灣博覽會」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國家博覽會，而是朝野政黨必須共同面對人民的責任與承諾。

「台博」既然定位為國家博覽會，籌辦就是凝聚「台灣共識」，不是歌頌國家建設成果，是要大家反省、檢討、再出發。「台博論壇」三個基調：「科技」、「文化」與「永續」，是要在桃園高鐵站區、嘉義、故宮分院園區、台南沙崙高鐵站區展場，整合展現台灣過去成就與檢討、現在處境與機會及未來挑戰、出路與期許。因此，「台博」不是嘉年華式的地方博覽會，更不是主題性商展，而是國家發展的論壇和全民學習的平台；是行動的起始，不是成果的驗收。

政府與全民對「台博」最根本的認識，應該是「台博」的價值。以台南展場的「永續生活、綠色產業」主題為例，重點是以規畫「生態城鄉」和「生態社區」實體建設呈現「永續生活」情境。整合利用都市開發區與周遭農業地，人工潮地淨化生活用水、平地造林涵養雨水、居住區穿織藍帶綠帶系統、結合養生村為生態農場、與有機農耕社區生活，還給居民綠色交通社區空間，配合國際合作「生態建築展」，整合「食、衣、住、行、娛樂、勞動」「永續生活」。台博展場可轉化為「綠色產業」園區，結合農地轉型利用，發展國家永續產業研發基地。

本人堅信「台灣博覽會」絕不陳意過高，也不會是一場空泛熱鬧的政治秀。可以是一次凝聚真正的「台灣意識」和展現「永續台灣」的重要機會，台灣民眾也絕不希望「台灣博覽會」又成為一次政黨惡鬥的犧牲品。　（作者為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暨景觀系系主任）

這群人 重傷了民進黨 這群人 重傷了民進黨

時電子報｜閱報區新聞
這群人 重傷了民進黨

陳嘉宏

打著「反連戰、反賣台」的口號，這群民進黨立委挑戰國境大門，甚至撒野撒到警政署裡；縱使他們的訴求再偉大，理想再崇高，但他們的作為卻適巧墊高了連戰中國行的高度，反向地烘托了連戰的「和平之旅」；他們或許為自己的情緒找到了出口，但所作所為卻剛好重傷了民進黨。

這群到處抗爭的綠營立委其實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們多數是新科或二連任立委、以縣市議員出身居多，知名度不高，極少參贊中央事務，是來自綠營最基層的一群人。面對連戰訪中，陳水扁猶疑擺盪的立場讓他們極度失望，基層的支持聲浪，加上執政黨立委的身分，讓他們在面對國家公權力時，理未必直，氣卻很壯，完全地「忘了我是誰」。

這些人在綠營基層裡成了英雄，但所有的包袱與罪過卻全數由民進黨承擔。林國慶與曹來旺假扮警察身分，宣稱自己是「台灣義勇軍」，對照連戰氣定神閒地與胡錦濤對談「和平」，豈不坐實外界對民進黨執政無能的指控？王淑慧大剌剌地跑到執政內閣的警政署翻桌，如果蘇嘉全與謝銀黨不移送此案，蘇謝兩人如何帶領底下的八萬警察大軍？

更離譜的是，這群人像義和團一樣地衝撞公權力，已讓民進黨形象跌入谷底，到現在談起自己的「英勇作為」，卻還洋洋得意、不知所云。殊不知，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社會形象，在這一來一往之間已經差了十個百分點，連戰訪中的時機與言行等等該被檢驗的問題，全部被掩沒在這些衝突事件裡。

事實上，連戰訪中在某種程度已經解構了兩岸長期衝突的神話，甚至衝擊了民進黨生存立足於台灣社會的基礎；面對連戰訪中後的兩岸新局勢，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其實在於儘快拿出一套長短期的戰術戰略作為，來因應新變局。但在昨天黨團會議裡，包括王世堅這群抗爭立委，完全不理會外交部、陸委會、農委會及經濟部針對連戰訪中的專案報告，卻還是急著羞辱蘇嘉全，狂電謝銀黨，宣稱要「討公道、爭尊嚴」。

面對在野黨領袖接連訪中，民進黨的確已面臨了建黨以來僅見的挑戰。只是，這些衝擊不盡然來自國民黨，禍起蕭牆的執政黨團，盡逞匹夫之勇的抗爭立委，正在後院點火。

科技政策 管制獎勵難平衡

科技政策 管制獎勵難平衡


施顏祥

最近有關封測產業、8吋晶圓廠開放中國大陸間接投資問題，引發一連串討論，尤其聯電和鑑案涉及高科技管制問題，更凸顯半導體科技輸出、半導體科技開發獎勵問題的迫切性。

過去，許多人對半導體科技輸出管制問題，各有看法，但最近發生聯電和鑑事件，使得半導體科技「應該管制、不該獎勵」的聲音愈來愈大。

相同的問題如果發生在自行車產業，得到的答案一定大不同。這兩種不同的結果，顯示不同產業、不同角度、不同科技策略，就會有不同的答案。

基因改造生物（GMO）也有類似的情形，尤其是複製羊桃莉出現後，人類對同性生殖、無性生殖的疑慮與恐懼，以及對社會倫理遭破壞、侏儸紀公園故事重演的猜疑，使得基因改造生物是否管制？如何管制？管理政策的目的為何？成為值得深思的課題。

因此，要討論科技政策與管理之前，可以從政府為何參與科技活動、政府參與科技活動的領域為何、政府科技政策程序為何、政府科技管理的工具有哪些、科技政策管理機制為何、科技政策與其他政策有何差異等六大議題，深入研究。

以前，政府不介入科技活動；但是，隨著科技影響力愈來愈大，政府開始選擇性介入科技活動，主要目的不外乎：提升國家競爭力、探索人類知識、改善生活品質、防止不當使用等。

科技輸出 管不住

以台灣來說，政府介入科技活動的最大理由，通常是站在國家最大利益考量，提升國家競爭力。因此，回到半導體科技是否應該管制的問題，就是要考量半導體科技輸出（尤其是中國大陸），會不會影響國家競爭力？尤其要「防止不當使用」，可是，除非能「跨國管理科技」，否則在科技無國界的特性下，管制科技輸出，是管不住的。

在先進國家，介入科技活動的最大動力是回到科學研究的根本，也就是「探索人類知識」，例如全球最大的科技研發單位美國太空總署，出發點就是找尋宇宙的奧秘；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是為了解開人類基因排序。

其次，政府應參與哪些科技活動領域？以美國太空總署來說，是全球最大的研發單位，金額龐大、投入時間久，無論人力、物力、資金都是一般人無法承擔的，一定要政府來做，因為除了提升國家競爭力，更重要目的是追求太空基礎知識。

換句話說，政府要參與的科技領域是基礎知識、關鍵技術、系統科技、共通標準，扮演整合的角色，積極培養人才，例如早年台灣政府投入次微米計畫，創造了「晶圓雙雄」。

第三個探討議題是，政府科技政策決策程序為何。一般來說，科技政策「由下而上」的比重較大，但要形成政策，還是要有一定的程序，包括「倡議、研析、提案、決議、執行和考評」等程序；至於由下而上的缺點就是，決策系統愈大愈難形成政策、風險愈大愈難評估。

妥善分配有限資源

第四是政府科技管理工具在哪裡？其實，法律是政府管理科技的有效工具，例如制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透過法律規定，給予經費補助，鼓勵高科技產業投資；人才培育、設立科技研發機構、制定標準和基礎設施，都是重要的基本政策工具。

最後是科技政策管理機制、科技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差異性。以次微米計畫來說，當年工研院提報10億元的次微米計畫，是一個既專業又花大錢的重大科技決策，尤其專業程度「超乎執政團隊專業能力」，如何形成科技政策，有效分配有限資源，都是值得再三討論的重點。

還記得，當年工研院的科技專家儘量使用「科技白話」，向政府部門解說，還是有許多人一知半解，後來是在「尊重專業」的大原則下，通過這項影響深遠的科技政策。

因為科技產業的專業化、國際化程度比較高，一般政治專才較難理解這些艱澀的研發。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政治人物雖然對科技專業不是完全了解，但從社會觀點看科技政策，可以看出科技對大眾的影響，因此，政府如何適時妥善分配有限的資源，實為當前科技政策的另一重大議題。（作者是經濟部次長，王純瑞整理）

【2005/05/05 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