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公共政策

經濟學與公共政策
駱明慶 台大經濟系副教授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首先，我們必須說明「問題是什麼？」。這應該是具體現象的清楚描述，而不只是一種感覺，或是資料的錯誤詮釋。並說明在什麼意義之下，這些「現象」是必須被解決的「問題」。這是政策思考的起點，如果問題並不真的存在，再多的抒懷也是多餘。

其次，我們必須追問，那麼「理想的狀況是什麼？」。換言之，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而在什麼意義之下，這些目標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接下來，嚴肅的政策討論就必須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由「現況」到達「理想境界」的具體做法，也就是「政策建議」。這裡，除了遊說人們「理想境界」的「效益」之外，還必須誠實地說明所需的「成本」是什麼，以及成本由誰來負擔。只說效益，不談成本，好似成本由外星人負擔，並不是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


可惜的是，許多政策的討論就停滯在這裡，以為只要將政策訂在命令或法律中，人們就會像機器人一般，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理想」世界就會自然到達，而忘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其實是到處都存在的。


經濟學對行為的重要理解之一是，人們會對誘因做出反應。當政策改變的時候，人們的誘因結構也會隨之改變。因此，在政策討論的階段，我們也必須分析這些被提出的政策建議將會如何改變人們的誘因結構，並評估人們可能的反應。


最後，我們必須追問，在考量了人們的反應之後，新政策的實施，是否真能導引社會由「現況」向「理想境界」前進。如果不能，這就是一個無效的錯誤政策，根本不應付諸實行。否則，錯誤政策的後果，輕者只是浪費資源，嚴重的話甚至會造成日後再修改政策時更大的困難。


看到問題，想要解決問題，並透過政府來解決問題，毋寧是相當自然的思考模式。但是，受限於個人的經驗，眼中看到的問題並不一定是問題，政府直接介入管制也常常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上述幾個簡單的思考步驟，有助於指出問題的人思考完整的政策建議，並真正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對常常被警告災難的一般公民而言，上述步驟也有助於判斷是否需要認真看待這些喧嘩的警報。

中時電子報｜政治新聞

2005.09.20　 中國時報
財政改革與經濟發展 孰重
陳鳳英/台北報導

最低稅負制即將在立法院展開審議，引爆財政改革與經濟發展孰輕孰重的路線爭辯。財政部長林全強調，稅制改革主要是對現行稅制的不滿，以當前政府一年三千億元以上的財政缺口，不太可能靠直接加稅彌補，還是必須做出經濟發展大餅，稅收才有可能增加。

林全:稅改不要影響經濟發展
林全指出，租稅課徵最主要目的是取得稅收，但也要兼顧租稅公平，不要影響到經濟發展，徵納雙方成本不要太高，問題是很難同時做到。他坦承，為獎勵產業發展，租稅優惠減免一定會存在，但在「見樹又見林」的前提下，他希望「租稅獎勵存在之餘，不管怎麼獎，不能獎勵過頭」，由此來看，最低稅負制具有部分平衡功能。

林全強調，他並不反對在最低稅負制中訂下落日條款，只要現行制度能達到平衡，不需要最低稅負發揮功能時，就可以取消，但「從促產條例的演進，租稅優惠的落日條款會不會真的落日？我很懷疑」。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指出，歷次的租稅改革最後都變成是減稅政策，這是不合理的。除了租稅改革之外，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也很重要，但我們目前欠缺明確的國家經濟發展大戰略，現在的政府幾乎沒有經濟發展戰略，各部會各行其是，這是最糟糕的。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薛琦指出，國家的財政，就像是人體的骨頭，一個年紀大的人如果罹患骨質疏鬆症，不會馬上死亡，但若不小心跌一跤，就很容易死亡。因此，財政改革不能再拖延。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兩岸關係定位不清，產業發展政策不明，企業界根本無所適從，結果政府只好對企業減稅，藉此想留住企業。

面對外界批評最低稅負制限縮產業租稅減免優惠，恐將打擊產業及經濟發展的質疑，林全則以一九六八年前後留美學者劉大中推動大規模稅制改革為例指出，當時的稅改奠定很多未來國家租稅制度的基礎，「那個稅制改革與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有很大關係，因為有健全的財政基礎非常重要」。

惟林全坦承，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漸次開展，稅改的困難越來越大，尤其當政治民主化遇上財政威權化時，「兩個套不起來的結果，造成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包括南美巴西等國家，也因為受益與付費人無法連貫，導致債台高築。　至於外界質疑財政學者不懂總體經濟的說法，林全笑稱「我也不懂，為什麼我忽然變成不是經濟學者，而是財政學者？我明明念得是經濟博士」。林全直言，對社會某些人用二分法切割，進而影響社會共識的形成，感到遺憾，因為經濟的問題各個面向都要照顧，是社會科學中最有邏輯的一個，「經濟學運用的領域很廣，把財政部分排除，很奇怪」。

政大財政系教授曾巨威表示，財政學者現在被認為好像不是經濟學家，其實他們都是學經濟的。政府長久來過度依賴減免租稅政策來協助企業發展，這是必須檢討的。此外，政府的支出面也應檢討，租稅改革應建構在財政改革格局上。

朱敬一:經濟發展要把餅做大

中研院士朱敬一表示，經濟發展是要把餅做大，再透過稅改建構合理的分配基礎，兩者著重面向不同，沒有衝突。

朱敬一指出，目前社會認為稅改與經濟發展間有衝突，主要是因為很多人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的租稅優惠，與經濟發展掛鉤，但事實上，「全球各國儘管都會補助產業發展，也沒有哪個國家像台灣這樣包山包海又內容重覆地補貼」。

對政院版的最低稅負制草案，朱敬一表示，由於政院並未直接處理促產的租稅優惠問題，也未挑戰海外所得，繞了一大圈之後的最低稅負制，妥協成這樣，輿論上的阻力應該不大，但不代表政治或工商團體的阻力減小，未來行政當局還是應多溝通宣導，形塑民氣爭取多數支持。

拜託，不要再搞BOT了！

民生報社評
拜託，不要再搞BOT了！

近來全國民眾所關心的，一是因虐待泰勞而引起的高雄捷運公司BOT案，二是因不能按時完工，必須至少延期一年的台灣高鐵BOT案。在台灣經濟漸走下坡，人民生活日趨艱困的今天，兩案所反映的浪費情事，使很多人感到痛心而不能原諒。這似乎說明「橘逾淮而枳」，BOT是一種不適宜在台灣實施的辦法。

BOT的原始用意，是國家藏富於民，國家的重大建設，由有效率的民間企業出資興建、營運，賺了錢再繳還國家。它的基本條件是企業有足夠的資金，有興建、營運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企業家要有以財力、智慧貢獻於國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幸的是，國內企業並不具備這三個條件。

這兩個案子的共同點，是民間企業財力不足。高捷的計畫一開始就打算由政府出資；高鐵則是以「政府零出資」為幌子，通過政治運作，由銀行貸款，政府擔保，這根本已失掉BOT的精神。為甚麼民間沒有錢還搞BOT呢？

因為我們的民間企業沒有服務人民的文化，只有投機營利的文化。他們看到工程建設的利潤，卻毫不顧及人民的需要。通過政商運作，錢由他們賺，風險由政府擔，是一條紅頂商人迅速發財的途徑。試想，高鐵若真如專家們所論，安全有問題，政府屆時必須買回這樣一個爛攤子，而民間企業卻不需負任何責任，豈不是令人欲哭無淚嗎？

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文化背景。在外國看似理想的制度，搬到國內的文化情況中就會變質；教改的徹底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BOT這樣一個由民間代替政府完成建設的美好制度，來到台灣就成為由民間掏空政府的美麗包裝了。包裝總要有撕破的一天，然而，因巧立名目所捅下的破洞，要怎樣才能彌補呢？求求政府，以後千萬不要再提甚麼BOT了！

【2005/09/13 民生報】

多少教授要失業？

>多少教授要失業？


鄧鴻源／大學副教授（北縣淡水)

關於學位認證問題，有人批評是意識形態作祟，筆者認為並不盡公允。

其實大家不否認中國確有許多知名大學獲世界公認，一般大學素質也不錯，問題是台灣學生只跟港澳學生競爭，考上並不困難，加上他們今年開始，台灣學生學雜費比照大陸學生（港澳生除外），吸引力自然更大。如果我們承認他們的學位，後果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屆時除了台清交等少數幾所大學勉強可以招足新生外，其他大學恐怕都招不足學生，那麼將會有多少教授要失業？

因為除了入學比大陸學生容易外，生活費與學雜費也低，兩岸語言又相同，文字雖然有些差異，但很快就能適應，且兩岸距離又遠比歐美近。如果以後再加上三通，那麼可能有相當比例學生跑到對岸去。當然有人會說，對岸學生也可以來台灣求學，問題是他們一般付得起比大陸高的學雜費與生活費嗎？

平心而論，像大陸之北大、清大等一流學校，一般錄取率都相當低，其困難度遠比考進台清交等大學困難許多，為何國內一些民代與知名人士或其子女能夠考進去？主要是因為他們採取類似於我們的僑教政策，僑生與民代等受到特別優待，不論進去或畢業等均比當地學生容易。那麼縱使他們擁有大陸知名大學以上學位，然而名副其實嗎？如果承認，對國內學生公平嗎？因此，對岸之學位認證問題，茲事體大，政府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2005/09/07 聯合報】

大學 只會愈護愈弱 人才 哪裡好哪裡去

大學 只會愈護愈弱 人才 哪裡好哪裡去


王釗洪／大學教授（嘉縣民雄)

聯合報日前刊出本土菁英搏浪西進專題；同日也報導陳總統在青年國是會議重申「只要擔任總統一天，就不可能去承認大陸學歷」。反映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對兩岸人才培育與經濟交流，還拿不出有遠見、確實可行且前後一致的政策。

一般人接受大學或研究所教育，不外乎是要充實自己，為未來就業作準備，也就是所謂的人力投資。既是投資，就要講報酬，哪裡報酬高、回收快，人才就往哪裡去。因此，政府想要培養優秀人才，並且留住人才以為國用，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創造優良的經濟環境，提升優質就業機會。

回顧一九六○、七○年「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年代，多少優秀青年，負笈他鄉，自我投資。當時許多人也擔心人才外流。所幸當時政府並沒有因此而採取閉關政策。到了一九七○年後期，在歐美儲備許久的人才開始逐漸回流，終於得以貢獻於八○、九○年代稱為「奇蹟」的台灣經濟成長，甚至造就了所謂的「高科技時代」。

許多人都很訝異，陳水扁總統不承認大陸學歷的原因，竟然是為了保護台灣一百六十多所大學，以免招不到學生而關門。教育其實只是一種服務業，大學教育不過是諸多產業的一種。產業需要開放競爭，才能發展、茁壯，保護只會愈護愈弱，造成永遠是「嬰兒」的結果。

台灣一百六十多所大學是否需要以「不承認大陸學歷」來保護，甚至這些大學是否應該開放招收大陸學生，以注入新血、增強體質，恐怕大學校長們最清楚，何不集思廣益，問問他們的意見？

退一步說，就算台灣的大學能避開招生的問題，教育了一批批台灣本土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他們畢業後找不到理想的就業或投資機會，只好紛紛「出走」或「西進」，楚材晉用，終究也是枉然。菲律賓所教育出來的大學生不可謂不多，但是因為政治敗壞、經濟環境欠佳，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得淪落到鄰近各國當菲勞，可為借鏡。

人才流失不外乎推與拉兩股力量的作用，有能力出走的人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因此，教育政策須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兩者緊密結合，相輔相成，才能留住人才以為國用。否則，難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頭痛醫腳，一敗塗地，國本盡失。

【2005/09/07 聯合報】

二代健保 集專業智慧

二代健保 集專業智慧


李明亮／國衛院衛生政策中心主任、前衛生署署長台北市

二○○○年五月，我接下衛生署署長一職，到任後才發現全民健保安全準備金較法律所規定一個月保險給付總額的最低限，有二百多億元的短差，也就是說全民健保財務已經出現很大危機。我明白健保是社會安全制度極重要的一環，更是全民健康最大的守護者，既然擔任這個職務，我有責任協助健保度過難關，於是就啟動了一連串的改革。

首先，我們請中央研究院宋瑞樓院士來幫忙，成立「全民健保體檢小組」，對健保的問題，提出不少建議。後來因體認到小幅度的修改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才決定要推動中長期的改革，由行政院成立「二代健保規劃小組」，敦請曾做過中研院經濟所所長之胡勝正政務委員擔任召集人。「二代」一詞，是在小組籌設階段，由現任疾病管制局局長郭旭崧教授想出來的，非常貼切，代表第一代即將過去，第二代接著來到。同時，我本人也覺得新制度的規劃必須排除政治的介入，因此個人未曾加以干預，並於署長卸任之後，不再表示個人意見。

二代健保的精義所在是公平、效率與品質。在公平方面，未來保費改按所得總額計收，就不會再出現高所得低保費的情形，保險費負擔的公平性，較現制將提高百分之五十九；在效率方面，配合保費新制的實施，未來被保險人不會再區分為六大類十四目，這樣子被保險人轉換工作，就不必再辦理繁雜的轉入、轉出手續，此外，政府也將採取必要措施，有效防止醫療資源浪費；最重要的品質方面，未來將要透過財務公開、資訊對等、擴大實施論質計酬、提供民眾就醫指引、強化公民參與決策之能力與管道等機制，來督促健保局落實品質提升的承諾。

二代健保規劃小組從二○○一年四月開始正式運作，到二○○四年六月提出總結報告，三年來共號召近百位國內公共衛生、公共政策、醫療、財經、社會、法律等領域頂尖的專家學者，參與改革議題設定，這期間並且與醫療提供者、付費者代表及相關團體，召開過無數次的會議，才彙整各界共識，而做成政策建議。我當然能理解，任何牽涉到全民的問題，難免會引起尖銳的爭議，每個人的價值判斷，也不可能完全一樣。但我必須強調，二代健保是結合國內很多專家，經過三年努力才規劃出來的，這當中蘊藏著無數的專業智慧，希望大家給予機會，不要隨興大潑冷水。改革全民健保，已是燃眉之急，如果把時間都浪費在相互的批評及指責上，到最後受害的將是全體的國民！

【2005/09/07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