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搖擺的風險

2005.12.01　 中國時報
公共政策搖擺的風險
宋秋緯

人稱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制度是用來避免生命中無限的惡。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中，ＢＯＴ案源除了「民間自行提案」外，公部門自行規畫的ＢＯＴ才是目前大眾關心的焦點。而對照目前可觀察的ＢＯＴ標竿案例─高鐵與高捷，不僅無法達到英國政府豎立的「物超所值」門檻，其他眾多已經簽約的個案可能連最起碼的「公益導向」，都在不當的「可行性評估作業」中，被濫竽充數的無效益假性需求所犧牲。

也因此，對於假公共建設之名，官商聯手真洗錢的五鬼搬運法，讓真正有心投資公共建設的正常民間廠商恐將望之卻步，同時讓民眾對ＢＯＴ產生反感。
ＢＯＴ執行過程中，專案可行性評估、招標、開標與決標無一不與委員會委員有關，依據「亞羅不可能定理」，制訂遊戲規則的主事者能操作勝負，委員的操守與專業一樣重要，倘若委員意見背離專業與使命，縱使未曾收取「前金後謝」與「貪汙」無涉，法律上仍有「背信」之嫌！浮濫提報ＢＯＴ的惡性循環下，讓我國ＢＯＴ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公部門招商、選商過程必定坎坷，優良廠商難覓；廠商條件不佳、自然融資不易取得。

如此情境中，往往勇於參與的廠商，大抵有兩種，一種是因為身陷嚴重資訊不對稱之中，竟不知地雷就在前面；另外一種則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上述兩種合作夥伴都不是ＢＯＴ制度下，公部門所尋找的合夥對象。

公部門以專案利害關係人身分或代表公眾消費者進行業務監督，針對服務品質與時效進行把關，至於違背契約義務專案廠商本應承擔法律責任，不應模糊焦點。ＢＯＴ不代表公部門的手要放在口袋中，讓得標廠商如脫韁野馬，遊走於特許權保護傘中；縱使一般民間企業一樣要受相關法令約束。

英國自二○○三年將ＢＯＴ業務由獨立政府商務辦公室ＯＧＣ （Office of GovernmentCommerce）轉交財政部統籌負責，對於專案經濟性、效益性、效率性建立基準點公開評比制度。同時設立專案審議委員會賦予守門人角色，對於地方政府ＢＯＴ流程進行個案長期控管、審查，以求符合未來長期公共服務採購之資金撥放與預算規畫不被濫用。尤其針對不確定因子過大的個案或近乎壟斷的特許公用事業take-or-pay合約，建立未來彈性費率合理調整機制，避免超額利潤或血本無歸悲劇發生。

輿論撻伐聲中，交通部本周片面宣稱將凍結ＢＯＴ，而台灣法定ＢＯＴ業務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專業意見卻未見披露。我國政策一致性再次出現割裂，其他部會是否要跟進或是維持現狀？路線修正與選舉不同，不能一翻兩瞪眼。如今交通事業主管機關因噎廢食，我國公共政策搖擺不定，才是ＢＯＴ最大的風險！

（作者為英國法學碩士，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候選人）

聯合新聞網 | 意見評論 | 社論 | 儘速糾正不合理的教育結構

民生報社評
儘速糾正不合理的教育結構

報載有流浪教師在流浪覓職，久無著落之際，看破了，乾脆回家賣茶去。自嘲謂：教師市場很小，但世界很大，做茶房反而自在。

於此同時，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打造一流大學計劃仍在膠著中，不僅立法委員連番抨擊，交大校長也質疑審查草率，因此預算續遭凍結。另有丁守中、賴士 葆等委員則主張招收大陸學生，以紓解私校招生不足之困境。

這些事，合在一塊看，便可知目前我們的教育，結構上是如何的不合理。私校、中小學教育嗷嗷待哺，而教育主管機關只關心尖端公立高校，中小學學生數陡降，班級減少，卻拚命培養教師，而既有剩餘教師人力資源，又無法利用。招生已年年吃緊，卻全不思開放吸收大陸生源。凡此等等，都是結構性的大問題。

教育部實不宜再為此種畸形結構在立法院硬拗強辯，以求強渡關山，應從速籌開全國教育會議，做成專案研議規劃。討論什麼呢？

一是新的教育十年規劃方案。未來十年，台灣就學人口推估、各級學校合理分布數、教師逐年裁汰及培養量、相關經費數，都應有個明確的研究，以及依此研究而預擬之應對方案。不能再如現今一般，亂成一團；各司又分任其事，毫無整體性。

二是提供剩餘教師人力之救濟方案。流浪教師乃政府政策失當之受害者，理應救濟。須知，讓此類高級人力投閒置散，應為全社會之損失。故此應由社教司來整合相關資源，使之投入社教工作。各地社區大學、教育輔助機構，乃至社工社福團體，都用得著這批人。海外華語教學、島內外籍配偶再教育、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協助，也都大可利用這可貴的資源。

民進黨政府不要只顧著打選戰，忙著把教師形容為不義之階級，而不顧教師和流浪教師之權益。在政治關係正常化之前，讓兩岸學術交流正常化，毋寧更是打開兩岸僵局之一必要步驟。

【2005/11/28 民生報】

從「二次經發會」工商界之建議看未來稅改

2005.11.27　 工商時報
從「二次經發會」工商界之建議看未來稅改
工商社論

六大工商團體日前就陳總統所言選後將舉辦第二次「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經發會）事宜，聚會討論相關議題。據悉工商界將把焦點放在兩岸經貿、投資環境與租稅政策等三大主軸上，其中對租稅的建議包括(一)在立法院初審過關的最低稅負制，應在實施前進行租稅大赦做為配套，(二)調降證券交易稅並繼續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及(三)階段性減免遺產及贈與稅。相對於最近社會上普遍對浮濫的減免稅造成稅制不公的嚴重不滿氣氛，工商界此時毫不顧忌的又提出了一連串的減免稅訴求，不禁讓人覺得訝異，但也因此更顯示出稅改的「戰爭」其實才剛開始，即使最低稅負制能順利成功，未來的稅改路途仍然充滿了艱辛與挑戰。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日前剛審查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亦即最低稅負制），且決定院會討論前不須再經政黨協商。就實質內容言，大致上皆依行政院原擬版本為基礎而作修正，其中比較重要的差異有：(一)將個人免稅額從八百萬元降至六百萬元，(二)個人海外所得（包括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規定之免稅所得）超過一百萬元以上部分，以「日出條款」方式納入課稅，最遲至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實施，以及(三)企業的最低稅率調整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其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定之。至於我們另外主張的將非現金捐贈擴及至所有捐贈，以及個人上市櫃證券交易所得亦應以「日出條款」納入課稅等之建議，並未獲得立委們的支持。這樣的審查結果，固然與理想中的最佳建制仍有不小的差距，但礙於政治現實的考量，首次的「加稅」改革嘗試就能有這樣的成果，雖不滿意但應尚能接受。
所幸審查會同時亦通過了三項附帶決議，一為「本條例應視實際執行情況，每兩年檢討一次」，二為「促產條例應於一年內檢討修正並送院審查」，三為「促產條例有關五年免稅及投資抵減有重複免稅現象，應盡速提出改進方案，並向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後兩項的工作似乎都須涉及修法，故短時間不易有明確的答案。依據促產條例規定，租稅減免之適用乃「保障」至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何提前的修法或改變，不免又將引起法律「信賴保護原則」的爭議。不知立法院敢去碰觸否？至於重複獎勵的問題，因為是現行法律所允許者，故若非修法限制或禁止，實難有任何具體改善之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韓國經驗，將所有的租稅優惠措施皆整合在一起共同管理與約制，訂定「特別租稅待遇控制法」以達到和最低稅負制的實施相輔相成的效果。倒是第一點附帶決議顯得非常重要，財政部未來需要充分揭露相關資訊，讓社會大眾知道最低稅負制真正的實施績效。有多少企業或個人適用此制？適用前後稅負分配的差異？對企業或個人利益與行為的影響？不同租稅漏洞或規避管道間的變化關係？這些在在都需要深入的檢討與分析，俾作為未來調整稅率與擴大稅基的重要參考。

至於工商界所提租稅大赦，其實與最低稅負制的實施並任何關聯性。最低稅負制是為了限縮法律規定之減免稅效果，並非是為了捕捉非法的逃漏稅行為，因此與為了給予非法逃漏稅者自新機會的大赦，其性質與目的皆完全不同，不可混為一談。何況，根據現行稅捐稽徵法四十八條之一的規定，逃漏稅者已有一定程度的自新免罰保障，似乎亦無須另闢蹊徑。其次，有關遺贈稅與證交稅的降低或廢除，在第一次經發會時，各界已有過充分的討論。就因為無法達成共識，最後才決定成立為期一年的財改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如今，財政部正根據財改會所提短中長期財政改革方案，逐步進行改革中，工商界再提此案，試圖改變財改會的決定，社會輿論必然無法接受。

我們從提倡最低稅負制的第一天開始，即不斷強調該項稅改的目的乃是為我國正式稅改的上路，創造突破性的生機與利基。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政府只要按部就班的推出財改方案，社會對政府的稅改信心會增加，當然支持度也會隨之提高。換言之，二次經發會根本就不需要再以稅改為議題，趕快務實的照著做，就對了。

.跛腳BOT 貪商汙吏撈暴利

跛腳BOT 貪商汙吏撈暴利


荷世平／台大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台北市)

繼前日電視播出高捷「玄」案，西門子信誓旦旦地承諾出資十億卻只投資五億的新聞後，昨日又見報載台灣高鐵日商預計投資一百三十億，卻也只有區區三十億到位。有了這些失敗的ＢＯＴ，稅金已無力買單，無怪乎政府要動腦筋到基層退休公務員身上了。

台灣ＢＯＴ問題層出不窮的主因之一，在於我們實行的是「跛腳ＢＯＴ」。

第一：不當的主管機關。我們的ＢＯＴ主管機關是公共工程委員會，其實，國外學者一致認為ＢＯＴ最複雜的關鍵成敗因素在於財務規劃與管理，其重要性遠超過工程技術面，也無怪乎英國的ＢＯＴ主管機關為財政部，財政部對ＢＯＴ案皆有財務查核之權力，以防止ＢＯＴ原始股東利用管理與資訊的優勢將ＢＯＴ特許公司掏空。

第二：ＢＯＴ的評估與決標過程不專業。英國之ＢＯＴ案在評估與決標階段均有非常專業之財務顧問公司進行試算與評估。反觀我們，在評估過程，財務評估專業度極低；依筆者所參與個案之經驗，至少有八成財務試算錯誤百出。另在決標過程，雖然表面上有一些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但以目前政府機關所給付之區區二、三千元的車馬費，並無法要求專家學者花數十個小時讀完一箱或數箱的投標文件或對財務計畫進行試算與提出報告，只能憑著業者短短二、三十分鐘行銷式簡報，進行評審。像高鐵的評審委員大多是產官學界之名人，這些大忙人有專業能力與時間好好評審嗎？無怪乎被台灣高鐵公司的「政府零出資、回饋政府一○八八億」的假大餅給騙了。

第三：講求業績，不允許ＢＯＴ失敗。政府以ＢＯＴ簽約金額作為機關績效標準，又更忌諱ＢＯＴ的失敗，於是百般遷就業者，業者明明違約還要幫忙找藉口；近日高捷西門子與高鐵資金缺口便是最佳例子。到最後，業者有恃無恐，一再將契約打折，造就了今日投機商人與投機官員充斥的景象。

第四：虛假的融資。ＢＯＴ民間投資的主要投資主角之一應是國內外之銀行團。民間融資機構由於提供大部分資金需求，對於ＢＯＴ特許公司之財務與工程監督極度重視，也因此直接防止了原始股東的投機行為。在英國，這種由市場機能自我監督與控制的機制是ＢＯＴ的重點之一；即使日後ＢＯＴ失敗，縱有少數銀行倒閉，政府也不介入，英法海峽隧道便是最好的例子。反觀台灣高鐵，所謂的融資其實主要來自政府旗下的四大基金，約二千四百億，銀行團部份僅佔約四百多億，加上政府對融資的間接保證，試問，四大基金如何監督？聰明的讀者也不難想像為何高鐵有今天的問題了。至於高雄捷運，只是披了ＢＯＴ的外皮，毫無市場監督，無怪乎弊案連傳。

第五：預算制度無彈性，無法處理自償率不足之ＢＯＴ計畫。許多歐洲國家對於此類ＢＯＴ案均採取所謂的「影子費率」方式，也就是仍由民間籌措「全部」的建設經費，自償不足部分日後由政府逐年依照實際設施之品質與使用率額外給付費率差額部分，如此便可大大降低原始股東掏空的動機，且有誘因建設高品質之設施。影子費率方式是一種「購買服務」的觀念，而非國內狹隘的「購買設施」的觀念。就筆者接觸過的個案，主辦機關對於影子費率方式需年年編審預算均避之唯恐不及，而以政府出資或增加附屬事業範圍為捷徑，以致造就了日後弊端叢生的禍根。

第六：政府竟允許或甚至鼓勵尚未開始營運的ＢＯＴ案對大眾募股。筆者警告，依照我們目前的跛腳ＢＯＴ方式，這種未見營運績效前就允許公開上市募股，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英法海峽隧道在興建前便向大眾募股，造成投資大眾血本無歸。試想，連政府單位都不知道ＢＯＴ公司在搞什麼東西了，一般大眾知道些什麼？也只有被欺騙的份罷了。

其實ＢＯＴ投資者與其他產業商人無異，在追求其最大利潤。ＢＯＴ的問題在於我們這「跛腳ＢＯＴ」留給ＢＯＴ投資者以及官員太多空間追求投機性暴利。我們要仰賴的，不應是商人的道德，我們要依賴的，應是「完整的ＢＯＴ制度」。亦正如我們不應仰賴執政黨的自清或道德口號，我們應要求良好的司法、政治與輿論系統，一個可以讓貪官汙吏無所遁形、接受制裁與被唾棄的一個系統。否則，台灣將只會是一個停留在人治、偽善與形式主義的跛腳國家。

【2005/11/15 聯合報】

世界的重心 正向東移動

2005.11.14　 中國時報
世界的重心 正向東移動
楊明暐

美國布希政府現正忙著對抗國際恐怖主義威脅。而就在此時，一股遠比恐怖主義安靜的勢力也正挑戰著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那就是：增長中的亞洲經濟力量。

若干國家和東亞的商業關係發展快速，突然間，美國不再是維持它們經濟活絡的唯一保證，也非它們尋求政治保護者時的唯一選擇。
一個顯著的例子出現在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外交人士說，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向伊朗施壓，希望能迫使它放棄發展核子武器計畫，然而伊朗卻逐漸瞭解到，中國、印度和日本將是其原油和天然氣的重要市場，這就使得情勢變得複雜。

亞洲經濟 快速擴張中

中國消耗的原油已有一四％來自伊朗，去年它又和德黑蘭簽訂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能源協議。北京方面曾威脅，必要時將動用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以保護伊朗免於受到美國推動的制裁。

一名熟悉維也納談判的外交人士指出，儘管德黑蘭無法忽視西方，但它和東方的距離已明顯拉近。

伊朗並非單一的個案。在哈薩克和中亞其他地區，美國致力推動的民主改革遇到阻礙，部份原因是美國不再是它們對抗俄羅斯時唯一能仰仗的對象，北京在當地也扮演了一個角色。一條數千公里長、從哈薩克油田通往中國的巨大輸油管正在施工中，這在過去是天方夜譚。

在南韓，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首爾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海外投資對象。在勸阻北韓發展核武的六方會談期間，南韓一直向北京所設下的立場靠攏，而不是向來支持它的盟友華府。

華府「國際經濟研究所」（ＩＩＥ）亞洲專家拉迪（Nicholas Lardy）說：「當各國檢視它們的真正利益所在時，整個政策規畫所參照的條件都改變了。」

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蘭托斯認為這問題很嚴重。今年七月，蘭托斯才支持美國與印度簽署核子合作協議，兩個月後，蘭托斯卻發現，自己居然得勸說印度支持美國反對伊朗發展核武的強硬立場。

印度之所以會裹足不前，一個重要因素是它正在和伊朗討論鋪設天然氣輸送管線的計畫，這項計畫將供應印度發展經濟迫切需要的能源。

印度最終還是在國際原能總署理事會議決譴責伊朗核子活動時支持了美國，但事情並未結束。印度總理辛赫自華府返國後，忙著為印度和伊朗打交道作解釋，他說：「我們有權讓我們的進口來源多樣化。就（天然氣）輸送管線一事而言，這是我們和伊朗之間所做出的決定。」

中取代美 成強勢盟友

蘭托斯和一些外交事務專家認為，要對抗亞洲的挑戰，布希政府必須在最高層次上更積極參與亞洲事務。若干批評者指出，布希總統以處理卡崔娜風災為由，推遲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九月間訪問華府的行程，國務卿萊斯又決定去非洲而不參加七月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會議，這些舉動都是對這一地區發出錯誤的訊息。

挑戰臨門 美國慢半拍

他們也示警說，布希政府過度專注於國際恐怖主義威脅而漠視貿易和發展方面的問題，結果往往產生反效果。

前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說：「比賽已經開始。你不能靠要求中國人停手來擊敗他們，你要打敗他們必須靠更好的政策。」無論美國如何做出政策回應，專家們都認為亞洲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強大。對全球經濟成長的各項預測大多認為亞洲經濟的擴張速度仍將超過其他地區。

由於印度和中國一樣，有可能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亞洲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預料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能源專家、曾擔任白宮顧問的維拉斯卓認為，從安理會的可能變化以及全球人口和經濟增長重心來看，所謂「世界中心正在向東移動」之說有其根據。

在亞洲，大家也同意這項看法。新加坡外長楊榮文最近在一次訪談中說：「如果我們不陷入瘋狂並且互相攻打，那麼我相信，世界文明的重心將在本世紀內轉移到亞洲。」

沸騰台灣 冷落多少事

2005.11.06　 中國時報
沸騰台灣 冷落多少事
洪財隆（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人格操守」問題引發了弊案。然而當大家的眼睛都在收看民進黨如何收拾殘局時，可能也忽略了李遠哲日前對當今政府的另一項委婉的批評：「政策準確度不足」。而後者對台灣的傷害，雖然沒有弊案來得勁爆直接，但所影響層面恐怕要更深遠。當然，這兩者之間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近年來台灣的公共政策品質嚴重低落，已是不爭事實。主要反映在決策過程的粗糙，以及文官體制特別是專業部長的不被尊重，二次金改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事實上，如果「限期完成改革」的偉大指令可以奏效，那今天稱霸全球的不會是美國，而是前蘇聯以及毛（澤東）中國，因為這些國家或政權很早就在「拚經濟」。偉大的人犯偉大的錯誤，凸顯個人的改革意志確實值得讚賞，但千萬要顧及市場規律與政策原理。
撇開人或派系的因素不談，民進黨不重視公共政策由來已久。在野時期固然可以找到千百個理由來卸責，比如人才不足，以及還有更重要的統獨問題尚待解決等等，但在執政之後資源充沛的情況下，卻變本加厲地漠視，那就相當辜負人了。

即使前不久接班菁英們因選舉考慮而有所謂「新民進黨運動」，其訴求重點也都放在告訴別人自己並不是禿鷹、不吃腐食，似乎也沒能夠提出一套關係台灣未來發展與定位的完整論述，尤其是對外如何看待或適應中國崛起，以及對內如何改善與提供優質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對國內智庫經營形態改革，兩大領域都交白卷。沒有新思惟也未見新說詞，只換掉聲嘶力竭腔調或摒棄彷彿瘟疫（二○○八年總統大選）來臨前的政治狂歡宿醉，誰能看出新舊民進黨到底有何差別。

以東亞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區域經濟整合為例，其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意涵可說相當豐富，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紐澳，甚至中國，無不投下相當可觀的人力物力加緊研究，從基本數據的建立到產業結構的分析，範圍則橫跨貿易金融、商業網絡、經濟地理與區域安全不等，完完整整的系統作戰方式。而號稱以經貿立國且愈來愈倚重區域內貿易的台灣，卻極有可能在這一波區域主義中被排除在外。

於是，台灣像得了集體憂鬱症與恐慌症一般，明明有能力也負擔得起的統合研究，顯現出來的卻是零零落落，到處都在乾著急，也到處都在喊口號：「我們即將（或不會）被邊緣化」。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謂之過失，在「經濟整合」（包括東亞地區與兩岸之間）這方面的研究而言，就我所知，台灣的確是個彼此唬弄的過失社會。

特別是錯綜複雜的兩岸經貿問題，怎麼看都是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好題目，比方說至少包括「國家安全的經濟效果」或「經濟的國家安全效果」兩個面向，意義深遠不言可喻。然而，聽到最多討論的，卻只剩下「純經濟」的台商經營問題，以及「純政治」的國家主權爭議。既然論述是如此的單薄與匱乏，也難怪遇到問題先「泛政治化」再說，懶得思考的人最喜歡極端的事與立場了。

民進黨如能好好運用執政優勢，在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問題上改變冷戰思惟與保守心態，挹注人力物力甚至設置一長期研究機構，配合其他國內公共議題的研究，應該可讓國人耳目一新。至少以行動宣示，口號治國、選舉治國的時代必須告一段落。

王爾德有個著名的諷刺話語：在完成最好的作品之前成名，乃是一個藝術家的最大不幸。類比於對政策不夠用心的民進黨在二○○○年暴得大位，倒也貼切。更何況，一個輕忽基本論述或視公共政策為草芥的政治組織，根本無法或沒空提出與時俱進、真正符合人民需要的價值與信念，久而久之，更新的速度跟不上折舊的追趕，優秀人才卻步、長袖善舞者倖進，華麗口號取代平實政策，分贓政治的規模失去控制，腐化也就成了自然現象。

重視基本論述與政策理性，積極面可以增加執政說服力，消極面也有藉由「政治注意力」的轉移來發揮防腐的功能。民進黨應誠實面對這方面的限制，以及這五年來施政的不足，否則改革云云，恐怕只是另一波的所得重分配或位子的大風吹，與真正的改革背道而馳。

台灣的耐性與自信

2005.11.04　 中國時報
台灣的耐性與自信
劉玉皙

台灣似乎離「最好的時光」越來越遠了。對政權缺乏信心，對國際事務充滿被排擠的悲情，對經濟現狀充滿焦慮，對中國充滿又恨又愛的情緒。整個島嶼把媒體爆料當成唯一的監督機制，把情緒化的故事性文字當成財經資訊來源。在躁動不安的氣氛中，我們可能逐漸失去一些最重要的基本要素：例如耐性，例如對某些議題的長期累積，例如對於結構和體制的尊重，或是，信任與自信。

十一月中旬，APEC經濟領袖會議就要開始了。這次我們可能有領袖代表，也可能沒有。缺席與否，或許不是那麼的重要。出席或不出席，都是策略的一種。APEC有它的重要性，也有它的限制。APEC近年來的發展，逐漸彰顯出其組織本身的限制，大家譏笑它不過是一個大型論壇，但若其內在的實質矛盾未獲解決，那麼即使APEC轉化成像EU或WTO一樣具強制性質的多邊組織，也不能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領袖會議也不過是APEC眾多聯繫網絡與會議中的其中一項；參與與否，最後台灣官方的決定，必然也是集眾多國內智庫、學者、文官意見後的定論。
然而，令人煩悶的，反而是當出席案定案後，國內對此策略的反應；想必媒體的解讀不會放在APEC內含的眾多權力衝突，也不會放在領袖會議的意義、也不會放在東亞和亞太的競合，可預期的是媒體將會集中火力，質疑台灣官方做此決定是何居心。人家說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我們這個國家卻更進一步，把外交當成是內政的投影，結果就只是投影而已，完全無法針對實質問題進行進一步分析和監督，一切被理解為國內政權與政權間的衝突。

我不是在說哪個政權更值得民眾的信任，也不是在要求社會重回萬眾一心的時代。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們對自己真正有自信，就不會把自己浪擲在懷疑與犬儒裡，缺乏面對真正問題的耐性，把瑣碎的爆料當成唯一的高潮，在無數高潮中頭昏腦脹，忘記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媒體提供給我們每天的高潮。但高潮以後，我們總是要面對問題。而且每日的高潮總是瑣碎的。不要忘記，真正成熟的社會，應該要拒絕這種瑣碎。例如這幾周來非常轟動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洩密案，已經使一位幕僚長被起訴。即使媒體洩露的秘密是一個事實，即使美國前駐伊拉克大使威爾森的太太真的是臥底情報員，但揭露事實不代表就有正當性；甚至，這樣的揭露有可能是錯的，這真相有可能是片面的真相，充滿了未審先判的獨斷，以及對「所有真相」的不負責任。

這只能說是台灣缺乏耐性與自信的表徵。對於既有體制的不信任，對於正常管道的不信任，簡單來說，就是民主素養還不到位，民主深化還未成功。也因此，台灣或許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其實，我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在各大強權之間折衝的小國；而非在中國邊緣擠壓的悲哀小島。我們可以是一個掌握候鳥資料與SARS資料的重要防疫資料庫；而非國際衛生組織的缺席者。到我們比較有自信的時候，或許，我們就再也不會對一個49％直接外資的媒體充滿恐懼感了。

跳開建交數字的迷思

2005.11.02　 中國時報
跳開建交數字的迷思
關弘昌

台灣的對外關係近日又出現警訊！首先，塞內加爾突然決定與台灣斷交，接著又傳出教廷隨時會和台灣斷交。而隱藏在這些警訊背後的景象則是，台灣正努力地苦守二十幾個邦交國，中國則不斷鯨吞蠶食，企圖讓台灣最後的這些盟邦失守。

在中國以強大軍經實力崛起於國際舞台時，台灣僅存的邦交國在中國的威脅利誘下將不斷棄台灣而去。塞內加爾總統在與台灣斷交時說了一句名言：「國家間沒有朋友，只有利益。」在經濟實力不斷下滑的此刻，台灣要以提供邦交國經濟利益的方式來正面對抗中國，已經困難重重。如果有一天台灣的邦交國數目下滑到個位數，甚至變成零，將並不令人意外。那麼台灣要如何面對呢？
在討論這問題前，可以先看看邦交對一個國家能有什麼貢獻。邦交國的作用有很多種。首先，締結邦交的基礎可以是建立在國家生存與利益的計算之上的。一個國家可以與其他國家結成邦交國，以共同應付一個外在強權的威脅，例如冷戰時的西歐諸國與美國一起圍堵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另外，一個國家也可以與一個強權結成邦交國，享受它所提供的軍經保護與利益，例如冷戰時代分別以美蘇兩大霸權為首的自由國家與共產國家陣營；不過，多數時間的邦交締結其實是象徵意義居多，只因為國際上行之多年的外交慣例便是如此，實際上並無利害的考量。更有甚者，有時連敵對國家也會互相建交，例如冷戰時代的美蘇。

就目前台灣與其邦交國關係看，恰好分別具備了上述的兩種意義。對這些邦交國而言，與台灣建交多是為了獲得台灣的經濟援助，因此是國家（有時是政客個人）實質利益考量的層面居多；對台灣而言，台灣對鞏固邦交國數目的努力則是象徵性質居多，因為台灣朝野向來認為邦交國的多寡不僅代表與中國外交戰爭的成果，也是國家主權強弱的一個指標。而對執政者與其對手而言，這些象徵意義更是選舉時可以被操作的一個議題。

台灣面對邦交國可能不斷消失的一個策略，就是朝野共同停止賦予邦交國數目這些象徵意義，轉而將重點放在經營以國家生存與利益為基礎的外交關係。這種外交關係並不必然以建立正式官方關係為前提，而是以維護並促進台灣的實質國家利益為根本目的，也就是在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同時，能夠強化台灣自己的防衛與經濟實力。事實上台灣近二十多年以來已經逐步建構了這樣一種對外關係，而這種對外關係因為有別於國際外交慣例的締盟結邦，此刻正在國際關係與外交史上創造一個前無古人的全新模式。

台灣與美國斷交之後的雙邊關係正是這種外交關係的一個典範。美國雖於一九七九年與台灣斷交，但二十多年來雙方已建立了一種無邦交的盟邦關係，彼此間的實質關係異常緊密，不論軍事或經貿上的合作交流都未曾中斷，所缺的僅是一個正式的官方關係。另外一個例子則是，與台灣有經貿往來的無邦交國家其實遍及全球各地，這些國家與台灣在幾十年來已經建立了一張綿密的經貿交流網。這張經貿交流網並未因彼此非邦交國而有所折損，而且它不僅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為台灣支撐了經濟發展的命脈，也彌補了台灣因外交困境所面臨的孤立感。

我們當然不希望最壞的情況會發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台灣不幸失去了所有的邦交國，全國上下都應該要有個共識，那就是締結邦交固然可能促成國家利益的達成，但國家的實質利益並不一定需要靠邦交的締結來增進與強化，台灣真正不能缺的是跟它們之間的實質關係。

（作者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