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也是一種「政治能力」

「政治道德」也是一種「政治能力」

縱觀六十年來的台灣政治史，在高層政治人物中，馬英九幾乎是唯一因人品而創出政治品牌的人物。這究竟是馬英九與眾不同？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太不講究人品？

甚至馬英九的政敵都說他是一個「好人」。他們會批評馬英九「無能」，卻未否認馬英九是「好人」。其實，當有人批評馬英九是「無能的好人」之時，大部分亦是指他鬥不過政壇上的惡勢力或壞習性。現在，馬英九當選國民黨黨主席，也有不少人不看好，將他視為闖入叢林的白兔。

十餘年來，台灣政壇很不講究人品，也不講究道德。李登輝及陳水扁皆將「政治道德」架構在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上，彷彿只要主張「正名制憲」，並將政敵指為「不愛台灣」，自己就能成為政治道德的代言人；但他們卻相當不講究自我的人品操行，以致言行反覆，崇尚權謀，操弄黑金政商關係，不一而足；似乎認為，只要主張「正名制憲」之類的「政治道德」，個人的人品操行，皆不必講究，儼然是一種「馬基維利式」的風格。

在過去十餘年中，權謀變詐的「去道德化政治」，幾已成為「政治能力」的同義語。愈會權謀變詐，被認為愈有「能力」。難怪舉目當今重量級的政治人物，大多是以「權謀」為其政治品牌，視誠信操行為糞土。

不過，經歷了十餘年來的檢驗，工於權謀反覆者，從來未曾證實其具有安邦定國的「能力」；而整個國家社會之所以日趨沈淪衰敗，其源頭正在於領導者陰晦的人品，而領導者又以挑激利用社會大眾之人性陰暗面為能事。這正是十餘年來台灣政局每下愈況的癥結所在。

與此對照，馬英九之「一路走來，始終於一」，亦一直有其政治市場與支持者，甚至成為一種政治憧憬。其實，馬英九的支持者有時亦對他的主政表現質疑，但對其人品操持卻深寄信任。這些民眾似乎相信，政風的清濁，有時較某些政事個案的表現高下更重要；何況，所謂「政者正也」，領導人若能維持人品道德的操持，當然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條件，甚至是一種可貴的「政治能力」。

尤其，當一個政治人物站上了國家領導人階層的高度，他的「道德」就是一種「能力」，他的「能力」亦應轉化為「道德」。倘若他對政局有高瞻遠矚的「能力」，就不會在政策上反覆變詐、無誠失信；倘若他真有領導統御的「能力」，他就不會輕試權謀計算；倘若他有以理服人的「能力」，就不會信口雌黃、惡言穢語；倘若他有為國家建立正確願景的「能力」，就不會「自欺欺人」；倘若他有潔身自愛的「能力」，就不會出現第一夫人玩股票或將黨部的錢匯入自己女兒賬戶的怪事……。

位居國家領導人的層次，倘若尚必須以反覆變詐、權謀計算及玩弄黑金為核心治理手段，這不僅是沒有「道德」，其實更是沒有「能力」。近十餘年來，國家領導人甚至連使自己成為一個「在人格上可以信任的人」的「能力」都沒有，這正是國家的亂源。

馬英九正是在這樣的政局中凸顯其品牌，甚至因對比的反差太大，而使得他獲得的評價可能超過了他的實質。此時的馬英九正面臨嚴峻的考驗。當前政壇上的遊戲規則、交易法則及互動模式，皆有成規；馬英九能否通過考驗，確實沒有樂觀的理由。然而，本文的要旨不在揄揚馬英九，而是欲藉馬英九作為對照，向政壇上如今權勢猶高於馬英九者進言。

我們認為，具有愈高的政治權勢，應當愈有提升政治道德的能力。倘若擁有強大政治權勢的國家領導人，竟然仍是言行反覆，沈溺權謀，操弄黑金，自欺欺人，甚至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在人格上可以信任的人」，則這絕不僅是沒有道德而已，其實根本就是一種無能！

十餘年來，政壇皆以崇尚權謀為「能力」的表徵，視人品操行為末節。但是，對於國家領導人而言，「道德」才是一種真正的「能力」；因為，道德會使領導人自愛，不作踐自己的人格；道德更會使領導人愛人，不玩弄民眾，不自欺欺人。作為國家領導人，倘無此種道德的修持與能力，當然只會把國家弄得一路向下沈淪！

【2005/07/27 聯合報】

科技發展必須通盤規畫展現綜效

2005.07.27　 工商時報
科技發展必須通盤規畫展現綜效
工商社論

行政院長謝長廷本周一主持九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基於控制政府財政赤字不致進一步惡化，裁定新年度的歲出預算將出現負成長○．八％，將歲出總額壓回一兆六千億元的規模，不過在緊縮支出的同時，卻決定將科技預算的支出，大幅增長一九．七％，也就是從九十四年度的七○九億元，增加一三四億元為八四三億元，凸顯政府對於以科技發展延續台灣經濟命脈的企圖心。

為回應謝揆給予國內科技界的這份厚禮，主管部會經濟部立即表示決定積極向國內外研發中心招手，包括對國內外企業招商、簽約設立研發中心，積極投入汽車整車研發設計；主導性新產品開發、生技產業、數位內容及通訊產業，並多扶植幾家由國人生產的多功能３Ｇ手機企業，以進軍國際市場。
另外，業界對於政府願意在預算緊縮的情況下加碼投入科研經費，自然表示歡迎，並建議應集中於品牌與技術的提升和研發創新，才能發揮循環效應，提升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綜觀主管部會及業界的反應，客觀顯示在近年政府預算吃緊的拮据局面下，科技的研發創新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然而，政府的預算財源再困難、資本門的投入確是必須維持一定的比例，才能提供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動能。科技預算的增加，即屬資本門的投入，因此不只符合國家發展之所需，從執政當局的角度來看，這更是拚經濟、樹立政績的正途。

增加科技預算自然是一件好事，從預算的總體規模來看，科技預算增加百把億支出，也不致因而對其他部門的支出產生預算排擠效應。不過，大家當然都知道，光靠增加科技預算，並不能保證我們的科技產業就可以有更好的競爭力。事實上，這一次預算的增加，應該只是代表一個新的起跑點，振興科技、強化產業競爭力，至少應該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配套：

第一是政府對科技預算的投入，不應該是即興式的。與其明年大幅增長，後年又告緊縮，主管部會與相關業者毋寧期待科技預算的編列有其穩定性。事實上，科技的研發創新，往往未必能收立竿見影之效，因此長期的經費挹注更甚於即興式的加碼。

同時，鑑於去年行政院原編列的科技經費在立法院首遭質疑大幅刪減逾四十億元，因此相關部會在送出下年度預算後，即應記取前車之鑑，一方面對於新增的預算要有確實的研發計畫案，另方面更不能忽視與立院相關委員會的溝通說明，以免重蹈覆轍，慘遭立委削刪。

第二是政府的年度歲出，廣義用於科研預算的自然不只這八百多億元，包括教育部、國科會、國防部，乃至於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事實上也都分別編列有主管領域的科研經費。因此，除了要關切預算規模的大小，還必須正視不同部會相關預算與研發計畫的資源整合，而不是各行其是，甚至重複雷同於基礎研究的領域。

除了公部門預算資源的整合，另外一個課題則是如何讓學術單位的基礎研究，能夠更緊密的與中下游相關產業的研發生產有效聯結。特別是教育部也在積極推動五年五百億的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這種資源的投入，如果未能與後端產品的研發創新有所結合，則其效益無疑將大打折扣。

第三是科技研發，與提升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乃至於順勢自創品牌，絕對不可能閉門造車。尤其談到自創品牌，以台灣本地的市場規模，即使技術再精進，也難以哺育出進可攻退可守的自有品牌，因此布局大陸，以中國大陸市場為潛在的品牌基地，才有可能與國際性的大品牌相抗衡。因此，發展科技、延攬人才本來就不應畫地自限，建立品牌更應呈現大格局，則政府的兩岸政策如果還是處處設限，到頭來不只限制相關產業的發展機會，連帶也將限縮國家整體的發展生機，這也是執政者無可迴避的課題。

ＩＢＭ：留才將成亞洲企業最大挑戰

ＩＢＭ：留才將成亞洲企業最大挑戰

曠文琪/台北報導

勞退新制啟動加上台胞在大陸就業的限制鬆綁，IBM昨日表示，如何留住人才已成為亞洲企業的最大挑戰。根據IBM針對全球三百二十家企業所做的人力資源最新報告指出，亞太市場現在正處高度發展情勢，整個亞洲市場正出現人才高度流動，單亞太企業高階主管的主動離職率就高達一四％，比其他區域高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許多高階主管與關鍵人才的離職，許多亞太企業主管認為，這是因為人才培育不足的問題，四分之一的企業目前自認在人才培育只處於起步階段。不過，IBM卻發現，積極培訓員工的企業，員工主動離職率反而比較高，因為企業在主動替員工創造升遷管道上，並不積極，這會造成人才外流。

台灣IBM業務諮詢服務事業部副總劉效成昨表示，報告指出，目前許多亞太企業的人資部門在採納管理工具、實行措施到分配資源都呈現落後，如有二五％的組織並未採用任何工具協助人力資源管理，這導致主管要花太多時間在行政業務，而無法做更具價值的事。這也與，目前亞洲市場人力正面臨很大波動的趨勢相悖。

IBM昨日提出六大建言，第一，確保人資管理資訊暢通，建立及時績效評估系統。根據調查，只有不到一半比例的人資主管有計畫透過業績表現，評估人力資源措施的成效。第二，建立人才資料庫，第三，人力資源需要建立可量化的評估標準。

第四，運用策略以留住人才，台灣IBM人資部副總柯火烈表示，根據觀察，通常最容易異動的員工都是在工作前五年，離職原因通常是主管領導、成長機會少與挑戰性三大項目。企業可以透過，掌握核心人才管理、差異化薪酬、輪調與成長機會等方式來解決此問題。

第五則是確保員工培育工作符合企業經營目標、策略與獎懲制度第六是人力資源管理要因地制宜。透過上述方式，台灣IBM每年的離職率都在一成以下，這中間還包含固定淘汰的五％員工，表現算頗出色。

為何「中國震撼」突然襲擊美國？

中時電子報｜最新焦點為何「中國震撼」突然襲擊美國？
Tom Plate 專欄　（本欄每周一見報，王嘉源譯）

　中國官員似乎愈來愈有幽默感了。最近，針對中國大陸農民接二連三出現暴力抗爭行動，一名中國官員竟然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已愈來愈民主！這名官員若非在開玩笑，他本人就是笑料。

中國境內日漸出現動盪，這並非民主的徵候，而是相對缺乏民主所致。北京若不允許這些抗爭存在，唯一的辦法就是鎮壓，但這麼做是愚蠢的決定，將會讓中國國際形象倒退數十年。

此刻北京的確愈來愈需要有健康的幽默感，因為，中國與美國的蜜月期可能行將結束。我最近與一名中國官員聊天時，他就對美國近來的諸多舉動表示不解，比方說，美國對於中國出價收購美國聯合石油公司（優尼科）持負面態度，對於中國廉價產品輸美也是怨聲載道，另外對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又大驚小怪。

畢竟，從中國角度來看，他們已盡力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包括以負責任態度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對於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悉心傾聽，並在北京認真推動外交磋商，為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盡一份心力。但突然間他們卻感覺到，美中關係似乎已在變調。我對此的解釋是，美國正開始經歷某種的「中國震撼」。

大部分美國人對中國真正了解多少呢？他們知道中國人口多，曾被毛澤東統治，迄今仍是個共產國家（或多或少），近年來不曾侵略過別國，對於異議分子或異見並不怎麼喜歡，此外其經濟似乎不斷在改善。大概也就是這些了。

美國人整體而言對中國欠缺了解，最近《時代》雜誌特別以專刊報導這個國家，這就是一項明證。我所遇到的企業領袖、學者及智庫領袖都說，他們在這專刊中很難找到任何他們還不知道的資訊。然而，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於中國了解極少，因為他們不曾去過那裡，美國新聞媒體也未告訴他們多少相關資訊。

美國人最近才驚覺到中國已不再沈睡。最好的例子即是，中國第三大石油公司試圖收購優尼科公司，因而引發中美一場角力。對一般美國人來說，這是令人大感震驚的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怎麼有能力籌集一大筆資金，比美國第二大石油公司雪弗龍還出更高的價碼要收購優尼科？

這整件事令全美睜亮了眼。所以我才說，美國正在經歷一場「中國震撼」，這是對中國的一段檢視時期，中美關係可能因而跌跌撞撞。當然，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就像針對任何大型企業跨國交易一樣，我們有理由對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案提出疑問。不過，當前我們所需要的是冷靜思考與分析，而非政治驚慌及亂扣紅帽子。

至於中國自身要怎麼做，才能夠撐過這場正在突襲美國的「中國震撼」呢？首先，它必須更賣力向美國大眾解釋自己的作為。美國的政治人物並非全是正人君子及以天下為公的人；中國若不想成為一顆政治足球，它在公眾場合的發言必須更小心謹慎，對於自己的缺失更開誠佈公，並要對自己的意圖多加以解釋。

中國也必須更慎選敵手。從亞洲的角度來看，中國一再痛批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侵害行徑，乃至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及其他中日爭執問題，這或許看似是正當作法。但北京必須記得，東京是美國在亞洲的頭號盟友，中國如果過份找日本的碴子，它也會與華府過不去。假如那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新大戰略，這會是笑話一椿，且是很差勁的笑話。

為改善所得分配的長期教育政策代籌

為改善所得分配的長期教育政策代籌

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最近引起許多討論，而誠如之前的社論所指出，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主要出自長期經濟因素，然而各界所提的對策卻較偏重於短期救急的辦法，疏於長期的考量及策略。各界所關切的也多集中在靜態的所得分配問題，而較少注意長期而言很重要的所得階層流動，也就是現在的窮人或其子女以後有沒有機會變成有錢人的問題。教育絕對是改善長期所得分配最重要的政策。

若窮人家的小孩無法得到教育機會，則他們在知識經濟時代將很難得到高階及高所得的工作，就很可能會繼續貧窮下去。這種窮家庭因知識落差而無法翻身的情況，也就是對未來的絕望，不僅比當前所得分配的不平均更不公平，也更容易引起社會不安。因而教育在所得分配對策中的重要性豈容忽視？

然而許多人想到的教育對策卻只是降低學費。降低學費確可以讓更多考得上好大學的窮人唸得起大學；不過許多窮人窮到連生活費都沒有，即使大學免費也唸不起。另外有些人則可能先天條件並不適合唸大學，因此也享受不到低學費或免學費的好處。而這些最弱勢的人，卻正是所得分配問題最嚴重的部分；這些人不能救起來，所得分配的問題就仍是很嚴重。普遍性的低學費政策不但解決不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反而會因財政衝擊太大而讓政府更無餘力照顧到所有窮人。因此探討以教育改善所得分配方面的政策，我們不能只在高學費和低學費兩者之間爭論或做選擇，應該直接針對窮人受教育的各種困難提供協助。

協助窮人求學常見的辦法之一，就是獎學金。但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獎學金來源實在太少。我國有錢人捐助教育的風氣似乎偏低。企業家和資本家基於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或股票價格等考慮，而爭取較低的稅負，有時候還有點道理或情有可原；但他們賺到手的錢卻無法像先進國家的企業家那樣多拿一點來幫助窮人，就實在說不過去。因此我們希望有些有錢人和企業家能站出來，領導更積極提供窮學生獎學金的行動。這不僅可以擴大所需人才的供給，也可以降低所得分配不平均所引起的社會衝突。

貸款是另一種幫助學生的辦法，政府也以補貼利息的方式減輕學生的負擔。不過求學並不保證未來能有高所得，尤其出身於弱勢群體、不利環境者，因此也不保證未來有償還貸款的能力。為了讓貧窮學生不必擔心未來收入不夠時反被負債壓到透不過氣，求學貸款應有合理的辦法在學生未來所得偏低時免除或延後其部分負債。而相對地，貸款制度也可以要求學生未來所得較高時提供比利息更高之回饋。而由於求學貸款的風險不低，因此對於本不貧窮卻貸款去唸那些未來賺錢可能性甚高之科系的學生，政府應減少或取消其利息補貼。

有些學生的成績可能不易得到獎學金，也不敢或不能取得適當的貸款，甚至為了負擔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費，寧願打工來賺取無風險的微薄收入。政府、學校，以及企業界即有必要安排更多的工讀機會給需要的學生。而工讀的方式若能與教學有更密切的配合，則學校的課程內容及學生的能力都將能更符合產業界的需要。我們特別希望科技大學的研究和教學都能更積極與產業界合作，而讓學生不僅有真正學用配合的工讀機會，也更有就業的保證。

有些學生可能連出外求學的生活費也難以籌措，或有照顧家人或家裡的工作需要兼顧，因此無法出外求學。政府在各縣市普設大學的政策，宜安排各縣市有一家低學費而中等品質的大學，讓許多中低所得家庭的學生能有負擔得起又不會被有錢學生爭去唸的大學。

有了各種讓窮人得以求學的安排之後，沒有特定任務之大學的學費即可以自由化，讓各學校依自己的定位及市場競爭去訂定學費。國外的經驗顯示，一流大學收高學費甚至讓有錢人捐款入學的結果，對貧窮的好學生更能提供大量的獎學金，窮人的機會並不會比較少。我們普遍壓低學費的結果，高品質大學反而多被有錢補習而其實不需低學費的學生佔據。

至於大學以下的教育，費用比較不是問題，問題出在低所得家庭無知或放棄教育。因此我們需要對這些學生進行更積極主動的教育。我們應對弱勢背景而有體育、音樂及其他才藝天分的學生提供免費甚至住校的才藝教育。企業和軍隊也可以提供從中學開始的食宿而在未來有工作義務的教育。一般中小學也應利用目前供給過剩的教師或願當義工的人，對窮人家小孩提供更多免費而有愛心的輔導，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有和富家小孩類似的發展機會。

【2005/07/17 經濟日報】

三十年後

三十年後
（記者陳慧玲／台北） 2005/04/11

　三十年後，台灣的政經大環境會是什麼樣的面貌呢？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政治上，從明朝末年起算，荷據、明鄭、清領、日據，四個政權，只有一個超過五十年，而包括中華民國在內，三百多年來，這已是第五個政權了，誰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演變呢？

　三十年前，差不多是現在這個季節，先總統蔣公逝世，出殯隊伍像拉鏈一樣，一路帶動當街跪拜慟哭的人潮，那樣的領袖崇拜，也不過是三十年前的事。對照當今朝野上下對待總統之道，竟可以當街高喊總統人人得而誅之，而平安無事。這兩種政治圖像併放在一起，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政治可以在三十年之內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而再過三十年後，又會有怎樣的政治圖像呢？

　最近看了一些白光LED的資料，未來三十年內白光LED可能會變成照明發光源的主流技術，包括居家、辦公、戶外照明在內，都將採用白光LED的技術，可說是自愛迪生發明電燈之後，一項重要的的照明技術革命。按目前技術發展的趨勢來看，三十年後的台灣，應該是全面使用白光LED的社會，有位業界的人士認為，因為白光LED比傳統照明技術節省能源，如全島照明設備均採用白光LED，節省的能源價值，大約有一座核能發電廠的投資額。

　有趣的觀察是，高亮度的白光LED是由紅（Red）、綠（Green）、藍（Blue）色的LED混光而成，眾所皆知，紅、綠、藍剛好是兩岸三大黨的代表顏色。三十年後的兩岸政治圖像，將如白光一樣光明亮麗的先決條件，會是紅、綠、藍三大黨混融在一起的混光大業嗎？

　古人常用罕見的自然現象預言政治現象，比如「黃河清」代表「治世」的來臨，雖說是怪力亂神之說，但好事者歷代不鮮，甚至到前陣子，我們也還聽聞總統府的避雷針遭遇雷擊掉落，就有政治人物用此自然現象解讀為「天厭之」，要扁政府學學古代帝王「下詔罪己」。按此市井邏輯，紅、綠、藍色LED混光成白光LED的時代來臨，乃千百年來科技的大進步，以此來推論三十年後的政治趨勢，不亦宜乎？

　三十年前的台灣，高速公路尚未啟用，麥當勞還沒在台灣開店，出國仍然由松山機場，「漢賊不兩立」與「反攻大陸」還是穩定清晰的兩岸政策，而產業政策則是策略思維味道濃厚的「以農業養工業，以工業帶農業」，這個策略成功的將台灣由稻米、甘蔗、香蕉推向機構、電子、半導體。

　三十年後的今天，沒有人能否定這個策略定位替台灣掙得全球製造大國的貢獻，然而今天有什麼策略思維，在三十年後會讓台灣更上一層樓呢？「亞太營運中心」？「全球研發中心」？「亞太媒體中心」？「M-Taiwan」？「兩兆雙星」？前三者口號宣示意味大於策略思維，後二者則缺乏高度，是低層次特定產業的戰略而非策略。台灣製造業今天的格局，已大到可以逐鹿全球的規模，需要什麼技術，應該投資哪個產業，沒有人比這批三十年來歷經各種挑戰的企業菁英更清楚了，該付出多少資源、於什麼時點進入、用什麼角度切入，自有其決策智慧。

　三十年後的台灣，必然有多個由今天的製造大廠衍生出來的集團，這個趨勢已在地平線上隱然昇起。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我們這一代五十歲上下的人會是很幸運的一群，我們見證了台灣由農業轉工業，如果活得夠長，還可以見到台灣本土養成的國際級集團的形成。

　豐田、本田、索尼、三菱、西門子、奇異這些百年以上歷史的集團，過去三十年來，看不到可撼動其地位的集團形成，未來三十年也看不到可能挑戰其領袖地位的集團出現，而我們有幸正目睹幾個國際級集團將自台灣躍上檯面。這麼多個千億級的集團，三十年後能不誕生幾個十兆級的集團嗎？面對這種十兆級的集團，台灣這塊土地還能幫他們什麼忙呢？我們還需要幫他們指出哪個產業是適合他們的嗎？我們還必須幫他們「技術移轉」嗎？還需要杯水車薪地引導他們「兩兆雙星」一番嗎？該擔心的，是三十年後這些集團還認台灣這個母親嗎？有什麼力量能吸引乳育長成的遊子永遠依戀著母親呢？

　少年時代，我讀到余光中的詩句「我患了梅毒的母親」深為感動，什麼力量使得桂冠詩人一輩子依戀著大陸母親呢？雖說是患了梅毒的母親，裙裾相依的情愫依舊，我想唯有文化依戀，才能產生這種歷經半世紀而不衰絕的吸引力。

　三十年前的台灣需要手牽手的直接策略，告訴他該由農業轉工業，該引進半導體，該投入電子產業，這是母親對未成年幼兒的關懷，而當其時的幼兒，用飢渴、感恩、孺慕的眼光按母親的期許步步成長。哪一個母親不需對成長期的幼兒給予呵護引導呢？然而當當年的幼兒已長大，已大學畢業，已成家並兒女成群，已立業並縱橫四海，若此時母親還耳提面命，站在第一線指導，那就是碎碎念惹人厭煩了。

　聰明的母親只是適時投以關懷的言語，默默地修葺兒女幼時的家園土地，用回憶、用文化、用親情牽繫著如巨人般兒子心靈中細緻的那根線。這是每逢年節高速公路大塞車，大批羽翼豐滿的兒女如潮水般湧回南部老家的原因。這種依戀、這種根、和余光中先生「我患了梅毒的母親」一樣強。

　三十年後的台灣，無數大集團將長成，他們將逐鹿中原、爭戰全球，卑微、有限的老母親，難道還要親臨第一線指導嗎？巨人兒女們所需要的，只是母親所默默經營的這塊家園，這片依戀，這一方文化，讓他心靈中那根細緻敏感的線與這塊土地永遠連繫著。

　為了迎接三十年後的光輝，為了三十年後我們的遊子有一個可回去的家鄉，我們應像一個有智慧的老母親，漸漸改變產業政策的牽手指導心態，默默地經營文化建設，給巨人兒女一個不得不回故鄉的理由，給巨人兒女一個無法放下的根，這才是根留台灣的作法。限制與指導，只是碎碎念、只是製造叛逆少年的低等手法；經營文化、經營家園、經營回憶的聰明母親，您的回報是孺慕依戀、永不斷根的巨人兒女。（本文由作者蘇元良執筆撰寫，記者陳慧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