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外決策」不算真執政

陳美伶：馬政府「體制外決策」不算真執政 ( 2008-08-11 ) 友善列印∣複製到剪貼簿∣ 關閉視窗

記者鄒景雯／專訪

中國國民黨執政兩個月，行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將於十六日退休生效，她受訪時指出，不管誰執政，都要珍惜文官，尊重文官制度，才是一個民主的正常國家。她並透露，新政府至今仍在運用國民黨智庫進行體制外決策，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執政者。

克盡文官本分 調職意外無理

記者問：妳是非常專業的常任文官，這次提出退休令外界意外，在政黨輪替的這兩個月，行政院有沒有任何暗示？原因是什麼？

陳美伶答：事前完全沒有跡象，非常突然，那天是星期二，由於鳳凰颱風來襲，劉院長陪馬總統到花蓮巡視，回來後，院長就把我找去，開口第一句話就說要把我調整職務，前後他一共提出了兩個位子，我覺得很錯愕，因為他先說我很能幹，這兩個月幫忙很多，又說要調我的位子？因此我只說，能不能讓我考慮一下。

回到辦公室後，我就明確理解，我已經非走不可，沒有留的空間了！於是我打電話給我先生，告訴他，我乾脆退休好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退休申請送給秘書長，也寫了個條子給院長辦公室，告訴他我不適合新的職位。九點多，院長把我找去詢問原因，我告訴他，我期待用人、特別是文官，要有前瞻性，如要有異動，不要隨便找個空缺把人丟進去，否則將來會很難處理這些高官的去留問題。同時，我也認為，如果只是為了安撫，找個閒缺、沒事可做，只是讓人領薪水，這種事情我很不以為然。

星期四，有記者告訴我，秘書長已經對媒體證實我不想幹了，我想，既然你們都已經講了，那就沒有什麼好拖了，於是我從八月一日開始請休假，那天是星期五，近午十一點多，同事通知我，說院長已批准退休。

問：這件事從事發到確定只有四天時間，妳看到什麼？

陳：直到現在，我仍然十分好奇，究竟把我換掉的理由是什麼？我一直認為文官是絕對的中立與專業，尤其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必須協助新政府儘快過渡走到一個穩定的狀態，回想二千年時，當時劉玉山副秘書長也是做這樣的工作，其實他是輪替前一年才到行政院，所以我自認為，我有這樣的能耐可以把事情做好。

事實上，從三二二到行政團隊確定這段時間，我幫忙做了許多銜接的工作，譬如說，建議原來的秘書長要對新首長做簡報，因為當時很奇怪的是，總統府有交接小組，行政院卻沒有一個交接小組，而我認為文官必須中立，有義務協助其了解，第一次內閣研討會，也是我幫他們籌劃的。也許，他們認為我的階段性任務完成，他們已經上路，要用自己的人，這些我都可以尊重，我比較意外的是，他們並沒有給我一個很好的理由，是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他們？或是我的顏色太明顯？他們沒有給我一個可以說服我離開這個位置的理由。

文官尊嚴蕩然 同僚私下抱屈

問：這不是一個個案，也更是一個制度問題，政務官隨時可以拎皮包走路，但文官是國家的基盤，妳的看法是？

陳：高階文官在五二○之後被調整，我並不是第一個，我想強調的是，不論誰執政，其與文官是密不可分的，真正所謂政府就是文官體制，政務官來來去去，文官才是穩定的力量，現在換人上來了，除非有重大錯誤，否則施政應該是延續的，不應是切割的，施政也不是你換人上來就一切從頭開始，況且這些年下來，台灣的主流價值，兩黨的差距並不大。

過去八年，難道沒有建立一些制度，這些制度是應該繼續延續下去的嗎？現在回頭去看，包括挑戰二○○八的一些計畫，蘇貞昌時候的五大套案，以及大投資、大溫暖，許多都值得做也正在做，可以微調，不應該歸零，或是非要與前政府去切割，這樣才不會讓文官體系錯亂，因為文官無論如何都在既有的制度、既有的規範下做事，不是為哪個政府，而是為國家與社會服務，若一政黨輪替，就說黨如何，這不是一個民主、正常國家的型態。

不管誰執政，都要珍惜文官，尊重文官制度。特別是我們與其他國家不一樣，有個考試院，專門負責文官的考試與養成，這樣培養出來的文官，應該是國家的資產，不要把它變成負債。文官若像現在被詆毀、被貼標籤，那是非常可憐的。

問：馬先生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和解，但是上任至今，被外界說在政治追殺，妳認為這種氣氛有沒有蔓延到文官？

陳：我的例子是給文官體系一個很大的警示，我二十八年的年資，二十年在國民黨執政，八年在民進黨，我長期在法制部門服務，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成果，沒想到民進黨沒懷疑我，卻是被國民黨懷疑，跟過我的同仁，為我抱屈，也有感慨。一個同事MAIL給我：「連自己對於未來的職場生涯都已經有不知為何而戰的沮喪，文官不該是抱著鐵飯碗的米蟲，更不該是跟著政治人物起舞的小丑，文官要有的是工作的尊嚴與成就感，如何領導常任文官為國效力，是政治人物治國能力的基本要件。」

甚至，有些同事不敢與我聯繫，怕被染上顏色，這種寒蟬效應，恐怕不是文明國家自豪的。

所謂的和解，我認為這是政治上的，他有沒有做到？我不予評論；至於與文官，則沒有和解的問題，應該把所有的文官，都納為自己的資源去好好運用，因為國民黨離開的這八年，國內的情況、國際的情勢，以及政府運作的機制上，與八年前已經有很大的落差，這些同仁有這八年的學習與成長，你八年後回來，難道不必了解他們希望這個國家應該怎麼做才好嗎？而不應該去猜忌這些文官。

基本上，我認為文官不需要和解，文官本來就會為政府效力。

智庫干涉決策 亂政令人憂心

問：五二○之前與之後，都是同一套文官，只是上層換了領導而已，為什麼外界看起來，好像以五二○為界，這個政府的表現好像判若兩人，甚至不如他們所鄙夷的前朝，這與運轉文官不當有沒有關係？

陳：以我的觀察，套句國民黨選舉的用語，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沒有準備好他們已經是執政者了！這兩個多月來，他們並沒有將所有的決策過程納入文官體系討論，他們還在運用智庫等外圍的力量，這是比較不適合的，因為這些文官才知道這八年做了什麼，我不否認現在提出一些方向都是非常好的，例如節能減碳，可是他們未必知道這八年已經做了哪些，這些計畫方案是不是應該拿來重新思考或如何。

這些都應該透過政府的體制，更有效的接合，而不是又回到智庫，去找自己喜歡的學者研究，這麼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執政者。

回想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當時我們夜以繼日，不知開了多少次會，每一次會議都有詳細的紀錄，如果現在還用體制外做決策，你又沒有紀錄，文官全部在狀況外，可是文官卻要去分擔責任，因為文官是政府的一部份，因此，這兩個月如果做不好，你去問文官，文官會說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參與。這點是他們應該要趕快調整腳步的地方。

問：有沒有具體案例，是透過智庫在進行的？

陳：事實上，包括預算的討論、一些濟貧方案、兩岸鬆綁措施等，都有在智庫內討論。

馬缺法政專才 法制前景堪慮

問：我知道台灣法學會對妳的案子相當關切，與妳有一些討論，有沒有撞擊出一些想法？

陳：政黨輪替未來會很頻繁，法學會那邊是從法制、國家體制及公務員基本權益的保障上面，希望台灣能建立出穩定的文官體制，因此會跳脫個人案例，由學理方面來探討政黨輪替中的文官應有角色。這是制度面的、比較長遠的思考。

台灣法學會原本就有一個檢視新政府一百天施政的座談，這個月二十八日將舉辦第三場，會以政黨輪替與文官體制為題，當天會找一些學者與我們實務界的去發表意見。

人民不希望唱衰，希望他們做好，他們也有一些理念值得去落實，但台灣政黨的成熟度還是不夠，我想提醒兩點，第一點，在用人方面，國民黨長期以來都批評民進黨用人酬庸、看色彩等，我則期待國民黨要刮別人鬍子前，先刮好自己的！因為他們若干的人事安排與作業，與民進黨沒有兩樣。

第二點，現在內閣的組成裡面，絕大部分是學者，其次是市府團隊，還有一些社會形象人士，以及少數國民黨時代的文官，我不敢說他們能力不足，但綜觀來看，我覺得他們的行政歷練，以及對政府大機器的熟悉度、運作模式上面，還不是非常嫺熟。

另外，我特別擔心的是，他們的法政專才嚴重缺乏，民主國家所有政策的形成，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制作為其堅強的基礎，過去國民黨批評民進黨學法的太多，甚至安上玩法罪名，但平心而論，過去八年許多主張，在司法的實務，包括大法官的解釋、法院的審判，被採納的比例相當高。例如，按捺指紋、ＮＣＣ、三一九、公投法等，都做出有利判決。

同時，中央的法制，在過去八年有很長足的進步與變動，這是來自地方政府官員未必會了解的，如果缺乏這樣的人才，只有一些其他領域的學者，我很擔心會讓台灣的法制走回頭路。

寫SOP就是寫程式

寫SOP就是寫程式
文/iThome (記者) 2008-01-08

雖然寫SOP與寫程式相似，但兩者終究不同，SOP的執行者是人，不是機器。所以寫SOP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人的因素，納入人的彈性，排除人的偷懶（或自作聰明），才會寫出真正實用的SOP。

任何一家有制度的公司，都會定義「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對麥當勞和統一企業等以服務見長的大企業來說，SOP是重要資產、公司經營的Know-How，影響產品與服務品質，只要SOP完備，就可以快速展店。

甚至，日前警方查獲的詐騙集團也有SOP，該集團將詐騙手法詳細記載成為詐騙執行手冊。當詐騙集團也懂得藍海策略（詐騙手法推陳出新）、知道長尾效應（對準特定小眾族群進行詐騙也能獲利），並充分運用SOP時，或許也正代表我們社會相當進步，已經進入所謂的知識經濟的時代吧。

一般公司內部的運作，處處仰賴SOP。有的公司雖小，但SOP累積多年之後也是厚厚一大本。一般來說，SOP會告訴人員，要怎麼做一件工作、處理一件事情、調用公司的資源……等。

這一切，是不是讓熱愛程式的你有所聯想？

把公司看成一個電腦系統，有許多的資源（設備、材料、人員、執行緒、I/O），每個員工都是一個執行緒，櫃臺和倉儲是I/O，負責資料的進出，其中，SOP扮演程式的角色，以有效的方式協調、處理、運用這些資源，以達到特定的目的。

如果SOP是在公司內執行的程式，那麼，寫SOP其實就是寫程式，寫程式的方法自然也可以套用在SOP撰寫上。寫程式的經驗，對於寫SOP，其實是有幫助的。當你需要寫SOP，卻不知從何下手時，不妨往程式設計的方向來思考。

我認為SOP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常規作業（Routine），第二部分是事件驅動（Event-Driven）作業，第三部分是例外處理（Exception Handling）。如果你了解程式設計，這三者該寫些什麼，你應該就會知道。

一個好的SOP應該具備哪些要素？從判斷程式的準則來看，應該是：執行效率高且耗費資源少、容易理解、支援跨平臺（在不同的分店一體適用）、方便修改維護。

既然SOP是一種程式，那麼，也可以採用不同的編程思維（Paradigm），例如物件導向、命令式、邏輯式、函數式。許多時候，用文字敘述的SOP，往往不夠清楚，如果能夠改用寫程式的方式來表達（不使用真正的編程語言，而是使用Pseudo Code），搭配註解，也會是不錯的方式。

除了可以套用程式設計思維，寫SOP時也可以套用軟體工程的作法。或許SOP比較適合採用敏捷（Agile）與反覆式（Iterative）的開發方式。因為SOP在執行之後才會發現缺失，就可以繼續進行修正補強。別忘了每次的改變，記得要做好版本控制。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統一塑模語言）支援許多種圖，幾乎每一種圖都可以在SOP內派上用場。UML可以幫助SOP作者編寫SOP，也可以幫助讀者理解SOP。

和程式設計一樣，寫SOP不能光靠語言和邏輯，還需要特定專業領域的知識。

例如，寫3D繪圖的程式，必須先了解3D圖學的許多知識。對於SOP來說，專業領域可能是會計、稅務、法律……等。所以編寫SOP時，最好與了解該領域的人一同合作。

OO的封裝和繼承也可以套用在SOP，利用封裝將資源和動作集中在一起，利用繼承將某些方法進行擴充或修改（例如「同A作業，但步驟3更改如下」）。但是OO的多型似乎不可能用在SOP上，所以還是得大量使用switch/case的語法。

另外，邏輯式編程的作法似乎相當適合用在SOP，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有足夠的邏輯能力，可以理解與判斷。使用邏輯編程可以讓SOP的編寫較簡潔。當一個資源許多人搶著用時，你就可以引進Concurrency編程的方法。

寫程式時，我們要多使用變數，而不是將資料寫死在程式碼中，寫SOP也是一樣，例如，你不應該在SOP內寫「把這份資料交給陳水扁」，而是應該寫「把這份資料交給總統」。畢竟，陳水扁總有下臺的一天。

有許多程式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檢查程式中的語法／語義錯誤、Dead Code，甚至Dead Lock、效能瓶頸。但是SOP卻沒有這樣的檢查工具，一切只能靠SOP編寫者的經驗。

所幸，人和程式不一樣，人是有彈性的，許多SOP的缺失可能會因為人的介入，能視情況應變而不會發生問題。但是，好的SOP並不能保證公司營運不會出問題，許多公共安全意外發生的原因，是檢修人員偷懶，沒有確實按照SOP規定的步驟進行維修所造成。

因此，雖然寫SOP與寫程式相似，但兩者終究不同，SOP的執行者是人，不是機器。所以寫SOP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人的因素，納入人的彈性，排除人的偷懶（或自作聰明），才會寫出真正實用的SOP。

作者簡介：
蔡學鏞－技術顧問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碩士，曾任華碩集團軟體工程師、元智大學資訊系講師、美商歐萊禮出版社技術編輯、臺灣微軟特約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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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下一輪台灣剩世的備忘錄

給下一輪台灣剩世的備忘錄
2007-11-01 00:36 ｜迴響：0｜點閱：651

「讀者可能認為，我寫這些東西只是想激發你們的同情心。但我的俄羅斯同胞已經證明，他們不是那麼容易被打動的。你坐在家裡享用早餐，聆聽北高加索地區戰事令人不安的報導，其實最怵目驚心的部分已經處理乾淨，以免握有選票的各位吃早餐時噎到。



「不過，我的報導另有目的，它們是為未來的世代而寫，也是為第二次車臣戰爭中無辜犧牲者的證詞。因此我要盡我所能，當下紀錄。」－－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亞，1999.11.4.



我想講的，真的是你聽到的嗎？我急切在乎的，是你想聽的嗎？



話語在我喉間震動，以100到5000赫茲的頻率，敲動你的鼓膜及耳蝸，刺激你的大腦皮層，瞬間產生無數電波及化學作用，記憶，情緒，心理基模，它們像一座巨大的工廠，秒間進行一場隱形的協商，最後，可能變成一陣白噪音。



這或許是當代書寫者／報導者／評論者的最大挫折，當公共事務的言說空間被擠壓，擠壓到只剩選舉，只剩藍綠，只剩虛統假獨，所有對於當代政治理想性的討論，幾乎只剩一場徒勞，只剩一陣口水亂棍，只剩扣應節目的金光戲。



翻開報紙，政治人物的言說也幾乎如此，比賤，比酸，比潑皮，比無賴。



但是，在我的主筆室留言板，一片找不到耳膜聽覺及對話焦點的文字裡，我很高興看到一篇留言，標題是「啟蒙都從自省起」：



政府的什麼行為是粗暴的，對台灣不同世代、不同居住區域、不同職業身份的人而言，有不同的定義與忍耐極限。黃主筆只期待人民在選舉的一刻審慎為之，卻不是去點出人民在選舉以外的日子裡可以怎樣去理解跟化解這些『對台灣不同世代、不同居住區域、不同職業身份的人而言，不同定義的粗暴』。



四十多歲的一群，最有可能理解與終結種種『不同世代、不同居住區域、不同職業身份』之間的正義落差。四十多歲的一群，面對家中老的小的，正是可以一方面替老一輩的爭取『轉型正義』的平反，另一方面替小的監督跟建立一個『合理、守法』的行政空間。啟蒙的開始，在於四十多歲的一群，什麼時候能起而行，而不是只是坐而言。



短短兩百多字，卻把我兩千多字講不清楚的終極關懷，作了極好的註解。這位「讀者」提出的問題，也正是當代書寫者／報導者／評論者的最大挑戰，二十年前，言說者的最大敵人幾乎只有一個：戒嚴體制下的黨國體系。我們相信，推倒了這個惡獸，人民必然幸福，國家必然開朗，子孫必然能從我們手中，接下一個公平正義的新社會。



但是，曾經懷抱如此夢想的樂觀者，恐怕都不得不承認，世界並未如此簡單。政黨輪替至今，民主並未給我們太多答案，反而給我們更多疑問，關於國家的前途、政府的效能、政黨的生態、政策的可驗證性、社會公平的願念期待。



而今，我們有了密集的選舉，像是換季流行一樣的文宣口號，執政黨希望我們相信：只要追討黨產、公投入聯，人民必然幸福，國家必然開朗，社會上其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在野黨希望我們相信：只要民進黨下台、全面三通，人民必然幸福，國家必然開朗，社會上其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彷彿我們住在一個迪士尼世界，流通著米老鼠貨幣，所有複雜的世俗問題，都有一個卡通式的解答。



然而，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就像那位讀者點出的問題，答案並不在我身上，我只是一個愛發牢騷、識見有限的中年選民。但我由衷相信，答案在我們一整個世代的手裡，或許像是他提到的四十歲世代，或許不只。但是，總要有人開始。



當我們開始要求一個「共感政治」的時代，要求政治人物不要與人民觀感脫節，政務官不要隨口噴射「五元青菜」、「三千西西小車」、「三隻小豬是成語」等背離民間情感的言論，或許，這會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當我們開始要求一個「口號免疫」的時代，拒絕為選舉的政治支票買單，分辨「政治謀略」與「選戰策略」的差異，以入聯為例，若是政府能以更有效、更精準、更能達成目標的政治行動，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就算投入百倍資源都值得；但若政府只是為了內部動員、情緒造勢，單純消費入聯議題，作為換算選票的巨大計算機，就應該有更多人拒絕背書，Thanks, but no thanks，或許，這會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當我們開始要求一個「誠實歷史」的時代，當所有族群、所有世代移民都願意面對過去的不幸，接受、反省，然後警惕、包容，把過去的不義，作為未來進步的養分，當舊執政者願意坦然面對上世紀的政經壓迫，當新執政者停止收割血腥記憶下的政治私利，或許，這會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當我們開始要求一個「差異共存」的時代，歡欣認知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多麼不同，血緣記憶的、參與經驗的、對話框架的、人際團體的…我們因為意見不同而辯論，但不記仇；我們因為理念歧異而商榷，但不惡言；我們因對未來想像的天南地北而指東畫西，但絕不口出「如果你不XXXX，就滾出這塊土地」之類的言論。當所有原住民、閩客移民、二戰後移民、新移民，都能在這裡找到安全安心的居所，不再有被某一族群壓迫的恐懼，或許，這會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當我們開始要求一個「善良政治」的時代，要求政治從業者不再以尖刻的言辭、聳動的標語，搏取媒體版面、操縱人民情緒；當我們認知政客最愛製造人民的對立衝突，作為選票保證，一如呼巴掌是八點檔收視率的保證；當我們體認「不恰當、不適格」的政治言論，正是近年來摧毀台灣民間互信的元兇；當我們寧可期待一個無為的政府，而非一個辭藻華麗、卻帶頭作惡的政府，或許，這會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進步不會有止境，進步的未來無限延伸，或許你不同意我，但你能加上更多可能性，關於台灣的未來，關於我們這一代給下一代太平盛世或剩世的備忘錄。



回到文章開頭的兩段引言，那是俄羅斯《新報》女記者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亞1999年報導車臣事件時，寫下的兩段引子；2006年10月7日，她在莫斯科住處遭槍擊身亡，享年四十八歲，留下一子一女，一般認為，她是因為堅持揭露俄羅斯壓迫車臣的真相而遇害。



我們比她幸運，我們因言論而喪命的機率已微乎其微，至少目前此刻；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珍惜當下，思索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政治環境，思索我們應該打造一個怎樣的下一代台灣。即使，我們個別的力量如此渺小，但當人民覺醒，國家應該恐懼，政客應該恐懼。





【後話】

本文原刊於昨天的「網路主筆室」，也是「不講理的台灣」系列文章末篇。近來HBO常重播電影《V怪客》，雖是漫畫改編，卻有微言大義，甚至是一則台灣的後現代寓言，謹以片中一句話，作為本系列的終結註腳，與所有網友共勉：



「人民不該害怕他們的政府，政府才應該害怕他們的人民。」





（若想理解《V怪客》，大推薦龍貓森林的系列文章；關於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亞的車臣報導，可參見《別對我撒謊》一書443頁起。）





【系列文章】

（不講理的台灣系列五之一）拔掉舌頭 不講理的政治台灣

（不講理的台灣系列五之二）國慶日快樂，動物農莊

（不講理的台灣系列五之三）當歷史不過一包衛生紙
（不講理的台灣系列五之四）反啟蒙的台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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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法治危機

2006.07.18　 中國時報
走出法治危機
黃丞儀（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七一五」宣言提出後，扁政府很迅速地作出了回應，強調台灣是民主國家，一切依法行事，沒有必要下台；並且，願意盡力推動制憲。這二句陳腔濫調正不偏不倚地打中了「七一五」宣言的阿奇里斯腳踝，同時再一次展現了扁政府上台後，帶給臺灣的法治危機。

讓我們先回到「七一五」宣言本身。這份宣言的前半部，有著濃厚的古典共和主義味道，認為統治者的德性是政治權力的來源，政治生活的共同目的在於促進公眾的德性。然而，在北美十三州革命後，發展成憲政共和主義，強調以「制度性的權力制衡」取代「統治者德性」的要求，以「憲政體制」作為擴深「民主實踐」的模版與網絡。
從憲政共和主義的角度來看陳水扁政權的個案，我們必須先問：是否已經窮盡了憲政制度上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仍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換言之，制憲者在設計權力制度時，已預設了制衡總統的種種機制，這些機制是否已啟動，而仍歸無效？其次，在設計憲政上的權力運作制度時，制憲者已將政治活動上的種種風險包括到制度裡面去，而目前狀況，是否已經緊急、嚴重到必須啟動體制外的解決手段（道德勸說自行下台）？這樣的解決手段，會不會危害到憲政制度的恆常運作？

坦白說，以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含增修條文），要制衡總統，除了罷免，還有彈劾。依照前述標準，憲政制度上的解決方案，尚未窮盡。雖然，論者可以說，「彈劾權的行使在監察院，監察委員都選不出來了，怎麼彈劾總統？」這項反駁理由並不充分。因為彈劾的制度並未消失，只是暫時無法行使。我們應該作的是「讓它恢復功能」，而不是跳過它、忽略它。更何況，最新的憲法增修條文（二○○五年），也賦予立法院彈劾的職權：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制度俱在，只是要不要作而已。

之所以會在憲政體制裡面提供「彈劾」或「罷免」這兩項機制，就是希望透過民主審議的方式，在公共領域討論出這個社會對於「有問題的政治領導人」的容忍界限在哪裡。具體的一次一案，不奢望建立一個普世永恆的道德標準。

作為一份具有「具體影響力」的宣言應該試圖衝決網羅，讓既有的憲政機制再度運作起來。無論二次罷免或是彈劾，都會比單純的道德籲求總統自行辭職，來得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責任歸屬原則，更具有憲政高度的意義，也更能建立所謂的憲政慣例。

徒言「制度失靈」，是我們對台灣的憲政制度太沒有信心，還是我們並非真心實意的相信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制度可以運作？當年威權政府把所有憲政制度都凍結了，所以大家才要走體制外路線。現在，憲政制度雖然不盡如人意，但是至少該用的、能用的都在。徒以道德標準作為基礎，呼籲政治人物作一件「超越既有憲政民主架構」、卻又沒有「重大憲政意義」的政治行為；其結果，就是扁政府輕輕鬆鬆地以制度為由，擋掉自行辭職的要求；而且，這還是具有合法性基礎的反擊。

當然，制度不無被惡意操縱的危機，威瑪憲法的破滅已經帶給世人相當大的警訊。以「依法行事」來回應七一五宣言的挑戰，正展現了扁政府慣常操作的手段：以合法性來迴避正當性的質疑。而透過形式上的制憲正名來迴避「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臺灣認同究竟如何形成」的深刻問題，更讓我們再一次體認到：再造憲政體制的權力這幾年來是如何被統治者壟斷，進而和族群認同綁在一起，成為個人政治利益極大化的工具。這種種問題都必須回到「法秩序底下的政治生活」來從事積極的鬥爭，否則臺灣終將難逃「法治國形骸化」的惡夢。

公益與社會觀感獲得重視的喜與憂

2006.03.23　 工商時報
公益與社會觀感獲得重視的喜與憂
工商社論

在交通部堅持「公益」原則的壓力下，遠通電子收費公司昨天作出極大讓步，提出有條件免費使用ＯＢＵ，及無償提供系統交由政府接管的兩項方案，將燙手山芋擲回給政府。在此同時，因為「社會觀感」而遭財政部撤換公股代表的開發金，卻於日昨決定取消下週一董事會，讓林宗勇出任董事長的規畫生了變數。對於遠通、開發金與政府的周旋及結果，目前無人能夠逆料，但對「公益」、「社會觀感」這兩項久違了的社會價值重出江湖，我們卻是憂喜參半，一方面欣慰政府重視公益及社會觀感，另一方面又憂慮公益及社會觀感只是被暫時利用來做為掩飾行政無能，或推卸政治責任的工具。

政府處置ＥＴＣ、開發金併購爭議態度，一下子明顯轉趨強硬，背後因素耐人尋味。但無論如何，至少行政院及所屬交通部、財政部、金管會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肯定及重視維繫社會存立、茁壯及永續發展的公益與社會觀感價值，總是令人欣喜，並期待能夠維持久遠及儘可能擴大適用。至於ＥＴＣ、開發金併購爭議是否真的違反或不符合公益及社會觀感原則，卻值得朝野共同探討。
首先，我們認為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ＥＴＣ）爭議，的確有必要儘速弭平，但必須慎防打擊有心經由ＢＯＴ模式參與公共建設廠商的意願。從ＥＴＣ提案、甄審、簽約、執行各個環節都出現不少缺失，包括ＯＢＵ售價被普遍指摘過高、裝機服務不便，以及甄選審查過程被懷疑存在官商勾結、鑑定單位涉嫌放水等，單純以提供省時省錢為號召的ＥＴＣ，即蒙上了不少陰影，並造成朝野政黨及整個社會因而沸沸揚揚、穿鑿附會之說不斷。因此，當政府三月十九日遽然對遠通公司下達最後通牒，要求三個工作日內提出符合「公益及消費者最大利益」具體承諾，否則即予終止契約後，朝野的確有不少喝采聲音。但必須指出，在ＥＴＣ究竟是公法抑或私法契約、政府究竟有無權力主動終止契約，以及如果遠通主辦ＥＴＣ有弊端，誰才是真正罪魁禍首都未查清之前政府即以「公益及消費者最大利益」如此含糊、抽象標準要求民間業者遵守照辦，我們憂慮難免侵犯業者依據契約應有的起碼保障，也難免造成業者今後視與政府打交道為畏途的負面效應。

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既然政府與遠通公司間訂有契約，除非契約的法定效力遭到否決，否則政府對民間業者的壓力及限制，應該不可踰越原有的契約範圍，如果一定要更動權利義務事項，政府應提出更具體、更確定、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及說法，才能說服業者接受，也才能免除政府依賴民粹治理國家的錯覺。

與交通部採取「公益」原則處置遠通公司ＥＴＣ案子如出一轍，財政部、金管會等政府部門面對開發金控強勢併購金鼎證券過程中的瑕疵，也就是資訊沒有充分揭露的缺失，火速撤換開發金公股代表陳木在，並對中信、開發兩家金控最近大肆推動併購等作為提醒要注意「社會觀感」，也搏得不少民眾喝采。的確，繼二月九日中信金公告在集中市場買進兆豐金一○％股權後，開發金在二月十七日公告公開收購金鼎證，辜家兩兄弟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大動作確實引起朝野注意，尤其被相中的事業，包括兆豐金及金鼎證似乎對辜家兄弟的賞識並不領情，加上辜家二少答應提高開發金持股的承諾尚未完全兌現，以及外界普遍認定辜家是利用存款「公器」進行財務槓桿操作擴大版圖，「社會觀感」自然不會同情此兩樁非合意併購，這也是財政部、金管會強調金融併購必須兼顧社會觀感，甚至明白講出，「社會公平正義、觀感甚至比提升產業競爭力更為重要」重話的理由。

對於ＥＴＣ及開發金併購爭議，我們判斷不會太快落幕，我們也不希望真相未大白前因相關單位「吃案」而落幕；但對處置此兩樁公共事務中政府提出的「公益及消費者最大利益」、「社會觀感」原則，我們寄予厚望，希望能成為今後施政決策的優先考量重點。當然，如果行政部門祭出公益、社會觀感用語只是拿來掩飾政府的無能或貪瀆行徑，或以之為推卸法律及行政責任的工具，則非朝野所樂見，亦非國家之福。

大學評鑑 統一標準 高教災難

大學評鑑 統一標準 高教災難


高正忠／交大教授（新竹市）

「五年五百億」受補助各大學提出自我考核指標，教育部回應，由於各校所提的指標不同，希望訂定一些共同核心量化指標，以利於教育部評量各校。這兩天更看到教育部及各大學共同出資設置高教評鑑中心的報導，未來將評鑑各校，不合格的系所須減招、停招、退場。我贊成評鑑，但評鑑應該鼓勵多元發展，而不是朝同一模式發展。

未來一旦訂定「共同」核心指標及「統一」的評鑑標準，那將是高等教育的災難。實在很擔心這種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會把國內的大學塑造成同一種模式；尤其是教育部掌握經費分配權，所訂出的共同指標或標準，學校恐怕也不得不順從，而不得不走向同一模式。十年教改沒有掌握教育的基本功，已讓中小學生逐漸喪失競爭力，希望不要連高等教育也讓他們逐漸喪失了競爭力。

面對廿一世紀，一定要多元，一定要有創意。創意不容易教得出來，但若朝同一模式走，我肯定必然會愈來愈沒創意。我們的高等教育表面看起來學校愈來愈多，似乎應該愈來愈多元，但事實卻不是如此。

本來技職體系應該自成一個系統，平行發展，但政策上卻是「大學」才是重點。結果，技術學院爭相「升格」為大學，好像如此才是辦學成功。其實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大失敗，把技職體系消滅了，怎會是辦學成功？

若再採用共同評鑑標準，每個大學都變成一個模式，很難想像這如何多元化？如何教出有創意的學生？如何創造出前瞻的領域？

少子化是多年來被忽視的問題，未來必然會有學校招不到學生，但教育部不思考如何解決此問題，反而在想如何讓學校退場。這些學校及系所都是花不少資源及經費才建立的，讓一個系所或學校退場，是很浪費教育資源的。

與其消滅這些教育資源，何不創造其他路讓他們走。例如，這些資源可投入成人教育，我們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若投入成人教育，恐怕我們現有的教育資源都還嫌不夠。

呼籲教育部要尊重大學的多元發展，大學確實應該要評鑑，但應依個別學校的願景來評鑑學校是否朝其所設定願景持續改善，若每個學校所有系所都能愈來愈好，那比只產生一、兩個所謂的「世界百大」，對社會更有貢獻。例如有全世界一流的勞工問題或休閒研究科系，對社會的貢獻，不見得會比奈米或生物科技差到那裡去。

人文教育更是應該重視，看看「哈利波特」或「大長今」的產值及成本效益，若能培植類似的成果，相信會比投資高科技的效益更高。

【2006/01/01 聯合報】

淺談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交易成本

淺談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交易成本

■ 鍾文榮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ETC)的施行，對於消費者（使用高速公路當然是一種服務性質的消費）而言，貴不貴當然是一個議題，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把ETC的實施立意定義清楚，才容易收到實質效果。

ETC的推展，大略看起來應該是科技的進步取代人工收費作業的不便，也就是說資訊系統替代了人工收費機制，而資訊系統屬於固定成本，長期來看，每收費一次的單位成本應該逐漸降低才對，但是人工收費的單位成本可能還是不變，這也是從人工收費轉到電子收費的「好處」之一。

於是乎，既然管理高速公路收費的成本變低，照理高速公路的通行費在使用電子收費之後應該「下降」才對，不過，這個好處會不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從高速公路的經營型態而言，答案恐怕不是，因為高速公路本質上就是獨占經營。

從實際的情況看來，使用電子收費的通行費實質上並沒有降低，原本380元的十張一小本的回數票（優惠票）在加油站、郵局就有出售，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會購買一本400元的回數票。

假設消費者都是理性的，這樣看來好像使用回數票和電子收費是一件無差異的選擇，那為何要選擇電子收費？更何況，未來還要買OBU，儲值卡還要押金，還有安裝費及設定費，還只限某些銀行，只限一輛車使用，這些總和的交易成本，可能還沒上路就會嚇跑一些人。這也是目前的爭議所在，在委外經營業者和消費者之間若沒有對高速公路電子收費達成一個均衡的通行價格前，發卡銀行的發卡規模絕對繫於消費者接受的意願。

針對ETC而言，可能因獨占經營，將一些名目很奇怪的成本「完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萬一嚇跑一些人，看起來這個社會好像不會因ETC的推出而進步？而電子錢包在高速公路周邊的消費效用是否提高，恐怕還需時間加以驗證。

據說民國99年起國道要全面電子收費，一上高速公路就得開始計費，沒有儲值卡還上不了高速公路。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符合經濟學獨占廠商完全差別定價的理論，消費者完全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被完全剝削（比照現有收費機制）。

是乎一定有人因為受不了電子收費的價格歧視（短途通行的消費者），只好採取一般道路來替代，所以可能的情況是走高速公路的人變少了，走一般道路的人變多了，花費了更多通勤時間，一般道路也更容易塞車。然而，嚇跑一些短途用路的消費者之後，高速公路的通行可能較不會塞車，或者通過收費站更順暢些，然而這種效果對單一消費者恐怕計量不出來。

因此以社會福利觀點看來，ETC的推展，不論就理論上和實際上，搞不好還有社會福利的損失！

從世界各國發展儲值卡或電子收費的電子金融經驗看來，成效最好的機制通常發生在一個強制執行的市場裡，或者發生在一個具有創新利益的利基市場。也就是說，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發展電子收費機制端看消費者和服務或產品的提供者願意的程度而定，這通常都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市場，殺手級的電子收費服務應用，通常發生在剛好切入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利基市場，如PayPal成功提供電子交易的付費服務。

PayPal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不確定的電子交易付費中，提供一個可以降低交易雙方交易成本的電子付費機制。

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 ERP)，該系統於1998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為一種價格管制措施，目前ERP系統已經取代了1975年開始使用的區域通行券系統(ALS)，和90年代初在三條主要的高速公路上使用的道路收費系統(RPS)，而且有效提高公路資源的使用經濟效益。

從新加坡ERP的例子與台灣ETC的措施比較，很難看出ETC的系統目標是替代性的付費方案還是價格管制，若是前者應該盡量降低使用門檻與交易成本，促使消費者的效用與公路管理效用的提高，若是後者的話，則還需檢視整體的交通配套措施，否則社會福利的增減效果，有可能只在那一念之間而已，而無法達到預期的願景與目標。

（作者是財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產品主任，以上僅為作者個人之研究，不代表服務公司之立場）

【2005/12/11 經濟日報】

一個都不能少 芬蘭教改成功

一個都不能少 芬蘭教改成功


高正忠／交大教授（新竹市）

有一個國家，曾因其他國家的人工低廉，導致國內製造業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國家負債愈來愈高。您可能會覺得是台灣，雖然也對，但我想告訴大家的答案是：芬蘭，目前被評為全世界競爭力第一的國家。

那時芬蘭怎麼做？答案是投資及改善教育，且成功的轉型為知識經濟。

近年來，芬蘭的教育改革一直被當作模範國家。芬蘭在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四十一個國家國際學生評比中拿第一，且不但教育第一，其他方面的表現也極優異，國際競爭力連續第三次第一，政治透明度第一，已是第十五年被評為世界上文字能力最高的國家。也因此，到芬蘭去取經的絡繹不絕，教育部的一些官員最近也去考察，希望他們能因此想到一些好政策。

不少人誤以為芬蘭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是高福利國家。我很怕因這樣的誤解而放棄努力，認為我們做不到。沒錯，看現況，我們不太可能馬上做到；但若政府沒有往正確的方向走、沒有做，永遠看不到成果。

芬蘭以往的教育也是實行學生分班，以考試為主，但有感於要應付多元的新世界，已不能再用舊的教育模式，因此改為以學生學習為本的教育，且真正做到「一個都不能少」的平等教育，結果非常成功。

芬蘭尊重學生的自主權，每個學生自訂學習計畫及目標，學生不必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事。我們的小孩回家不喜歡讀書，芬蘭的小孩回家會自己閱讀，並培養小孩如何安排時間，這是養成學生負責態度的重要因素。也因此，芬蘭學生是為了學習樂趣去上學，而我們的小孩，常不知道為什麼要去上學。

芬蘭學生上課加作功課一周約卅個小時，寒暑假不准出作業，更不能安排輔導課。反觀國內小孩所花的時間，估計至少比芬蘭的小孩多讀兩年書，但競爭力並沒有比較好，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芬蘭從幼稚班就讓小孩自己給自己打成績，決定給自己笑臉還是哭臉，培養對自己負責。一位學生說：如果是對自己負責，有必要自欺欺人嗎？老師重視的是孩子是否建立自己的學習方法，而不是成績；老師不作考試競爭、不批評學生，學生學不好，老師會檢討教學方法，而不是怪學生不學習。

反觀國內，每個學生在同一個模式下學習，競爭又競爭，不但弱勢學生沒受到照顧，連資優生也壓力沈重，大家都受害。

芬蘭沒有小孩因為成績不好而被老師討厭，反而得到更多的照顧，資源是給表現差的學校，不是給表現好的，這種關懷且扶弱精神，使他們的學生表現並不因家庭背景或經濟因素而有差異。

希望政府不要以經濟不好來推卸改善教育的責任，芬蘭是在經濟比我們更蕭條的情形下投資及改善教育，另外一個國家愛爾蘭也是如此，投資教育讓愛爾蘭由曾經有饑荒的貧窮國家，蛻變成歐洲第二富有的國家。

選舉過去了，忘了它吧，政治最重要的是執行好的公共政策，多想想如何給學子一個「微笑且有競爭力的未來」吧！